{"id":"8663740","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9261.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9261","normalized_crc32":"3315206520","source":"4","created_at":"1543506004","last_fetch_at":"1543590110","last_changed_at":"1543553663","error_count":"0"} "最離奇吻戲! 大S水中接吻陳曉東…一起來「他臉爛了」" "記者傅家妤/綜合報導\n\r\n藝人大S近來主持大陸美妝節目《Beauty小姐》,與許多藝人嘉賓一起分享各自的保養、美容的心得,她近日在節目中與大家分享自己拍過「最離奇的吻戲」,就是與陳曉東在2003年的電視劇《倩女幽魂》中的「水中之吻」,當時陳曉東拍完該場戲「臉都爛了」。\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983.jpg\n\r\n▲大S與陳曉東曾合作《倩女幽魂》。(圖/翻攝自微博/大S、秒拍/新浪娛樂)\n\r\n\n\r\n \r\n在最新一期播出的的節目中,大S邀來妹妹小S客串主持,姐妹倆再度合體主持,掀起不少話題。期間眾人聊起拍吻戲前的準備,及嘴唇的保養,大S被問及拍過最離奇吻戲的經驗,她想了一下直言就是「水中之吻」,必須憋氣把整個臉泡進水裡接吻。\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972.jpg\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973.jpg\n\r\n▲大S稱與陳曉東在《倩女幽魂》中的水中之吻是自己拍過最離奇的吻戲。(圖/翻攝自秒拍/新浪娛樂)\n\r\n當時大S與陳曉東《倩女幽魂》紛紛別飾「聶小倩」及「寧采臣」,其中有一幕戲就是陳曉東整個人泡在水裡,她必須湊上去吻對方,大S透露當時的水非髒,工作人員直接把器材直接放進水裡,事前也完全沒有經過清潔,水裡有許多漂浮物,非常骯髒,因此要拍攝前,她也做足了準備、保養的程序,加強了隔離,因此並沒有出現太多的不適。\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975.jpg\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977.jpg\n\r\n▲陳曉東泡在髒水中拍吻戲,整臉過敏。(圖/翻攝自秒拍/新浪娛樂)\n\r\n但男主角陳曉東就慘了,他不僅必須整個人泡在裡面,等著大S下去,而且因為是個「直男」,也不太懂得皮膚保養與防護程序,因此在拍完該場戲,他因為泡在髒水裡,導致皮膚過敏,「整個臉都爛了」。大S也忍不住同情稱,陳曉東真的比她更慘。\n\r\n►觀看大S講述離奇吻戲經驗請點這裡<\/a>\n" {"id":"8663654","url":"https:\/\/udn.com\/news\/story\/7003\/3509810","normalized_id":"udn.com\/news\/7003\/3509810","normalized_crc32":"2451969874","source":"8","created_at":"1543502378","last_fetch_at":"1543587452","last_changed_at":"1543539610","error_count":"0"} "SBL/衛冕軍麻煩了! 璞園5戰吞4敗" "2018-11-29 22:13聯合報 記者曾思儒<\/a>╱即時報導\n上季摘下隊史第5座SBL金盃,璞園<\/a>隊今年的連霸路卻起步不順,今天以68:81不敵台銀隊,第16季SBL前5戰只拿1勝,戰績在7隊排倒數第2,僅優於4戰還沒開胡的達欣隊。\n首節璞園還以18:17領先,但台銀第二節開出23:10強攻,差距一度擴大到兩位數,但璞園後衛吳家駿節末連飆2記外線,其中壓哨破網的三分球更助隊將差距縮小到36:41。\n璞園易籃馬上回敬9:3攻勢反超,台銀先追平,5分35秒洋將伍茲外線破網,台銀再取得50:47領先,璞園洋將瓊斯和麥克雖聯手追分,但龍弘元和張博勝再為台銀追加三分球,助隊三節打完取得63:54領先。\n台銀洋將史密斯第四節開始的補籃得手,助隊將差距再擴大到兩位數,璞園雖有陳堅恩<\/a>抄截快攻和切入連追4分,但3分25秒陳堅恩卻也遭吹違反運動道德犯規,讓今年選秀「狀元」陳昱瑞站上罰球線,台銀領先再達兩位數;最後2分鐘,璞園仍沒能追上差距,最終台銀就以13分差距收下第2勝。\n台銀洋將伍茲攻下本戰最高25分,史密斯和張博勝也各贊助18分和14分,璞園以洋將瓊斯22分最高,麥克及陳堅恩12分。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2.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3.jpg&x=0&y=0&sw=0&sh=0&exp=3600\n【中央社台北29日電】\n歷經前一役慘敗44分,台灣銀行今天找回準心,靠著洋將伍茲(RashadWoods)轟下最高的25分,率隊81比68擊敗衛冕軍桃園璞園建築,並逼得對手吞下3連敗。\n台銀上週出戰台灣啤酒,當時以59比103慘敗,這也寫下本季最大輸分,沒想到相隔一週,卻谷底反彈,逼得上季總冠軍璞園吞下敗仗,總教練韋陳明坦言:「我們的穩定性還是不足,我希望不要今天贏球,明天就輸球。」\n台銀老將張博勝攻下本土最高的14分,他坦言能夠贏球當然開心,也很高興隊友們沒因上一場大敗,導致信心全垮。\n璞園本季陷入低潮,開季前5戰寫下1勝4負,總教練麥班達賽後更是火大,「我們現在就是一支爛隊,還有什麼好說的」。\n前3節打完,璞園以54比63落後,第4節麥班達卻以純本土陣容應戰追分,直到最後4分11秒才把洋將瓊斯(Emanuel Jones)派上場,他強調:「純本土打得比較積極,雖然暫時有效,但最後還是輸球。」\n對於璞園追分用純本土應戰,張博勝坦言,當下他的確有點意外,「一般來說用純本土,要不就是大幅領先,要不然就是大幅落後,在戰況這麼膠著的時候,璞園這樣的調度的確讓人意外」。\n張博勝透露,當下他們沒有改變攻擊策略,一樣照著原本節奏打,也沒刻意把球塞給禁區大洋將史密斯(Greg Smith)硬打,「如果我們把球權集中讓洋將主導,對方自然會採取包夾,另一方面,對方少了洋將,我們切入也會更簡單」。\n" {"id":"8663654","url":"https:\/\/udn.com\/news\/story\/7003\/3509810","normalized_id":"udn.com\/news\/7003\/3509810","normalized_crc32":"2451969874","source":"8","created_at":"1543502378","last_fetch_at":"1543587452","last_changed_at":"1543539610","error_count":"0"} "SBL/衛冕軍麻煩了!璞園5戰吞4敗" "2018-11-29 22:13聯合報 記者曾思儒<\/a>╱即時報導\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2.jpg&x=0&y=0&sw=0&sh=0&sl=W&fw=350&exp=3600\n上季摘下隊史第5座SBL金盃,璞園<\/a>隊今年的連霸路卻起步不順,今天以68:81不敵台銀隊,第16季SBL前5戰只拿1勝,戰績在7隊排倒數第2,僅優於4戰還沒開胡的達欣隊。\n首節璞園還以18:17領先,但台銀第二節開出23:10強攻,差距一度擴大到兩位數,但璞園後衛吳家駿節末連飆2記外線,其中壓哨破網的三分球更助隊將差距縮小到36:41。\n璞園易籃馬上回敬9:3攻勢反超,台銀先追平,5分35秒洋將伍茲外線破網,台銀再取得50:47領先,璞園洋將瓊斯和麥克雖聯手追分,但龍弘元和張博勝再為台銀追加三分球,助隊三節打完取得63:54領先。\n台銀洋將史密斯第四節開始的補籃得手,助隊將差距再擴大到兩位數,璞園雖有陳堅恩<\/a>抄截快攻和切入連追4分,但3分25秒陳堅恩卻也遭吹違反運動道德犯規,讓今年選秀「狀元」陳昱瑞站上罰球線,台銀領先再達兩位數;最後2分鐘,璞園仍沒能追上差距,最終台銀就以13分差距收下第2勝。\n台銀洋將伍茲攻下本戰最高25分,史密斯和張博勝也各贊助18分和14分,璞園以洋將瓊斯22分最高,麥克及陳堅恩12分。\n" {"id":"8663664","url":"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9004651-260407","normalized_id":"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9004651\/260407","normalized_crc32":"3171150051","source":"2","created_at":"1543502512","last_fetch_at":"1543587419","last_changed_at":"1543506279","error_count":"0"} "敗選後派系火拚?沈富雄:你們其實不懂民進黨" "中央執政造成負擔 蔡英文致歉\r\n \r\n \r\n \r\n 蘇嘉全辭立法院長 民進黨各派系推薦參選黨主席\r\n \r\n \r\n \r\n 傳蘇嘉全辭國會龍頭接黨主席 總統府:沒這件事\r\n \r\n \r\n \r\n 傳蘇嘉全辭立院院長 選民進黨黨主席\r\n \r\n \r\n \r\n 換湯不換藥 不見民進黨改革誠意" {"id":"8663669","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9238.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9238","normalized_crc32":"3241231769","source":"4","created_at":"1543502994","last_fetch_at":"1543587308","last_changed_at":"1543583645","error_count":"0"} "雷/《男朋友》朴寶劍短髮帥炸 「撒嬌發酒瘋」攻陷宋慧喬" "記者吳睿慈/綜合報導\n\r\n南韓年度戲劇大作《男朋友》28日首播,收視率創下亮眼成績。男主角朴寶劍飾演金振赫,他為了劇中角色特地留長髮,戲劇29日播岀第二集,他進入新職場「童話酒店」,終於剪掉自由奔放的長髮,煥然一新的造型,更吸引宋慧喬飾演的車秀賢的目光,她找來新進職員的人事資料,不知不覺愛上他。\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71.jpg\n\r\n▲▼朴寶劍、宋慧喬公司裡重逢。(圖/翻攝自tvN)\n\r\n\n\r\n \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69.jpg\n\r\n金振赫成為童話酒店新進職員,沒料想到上司就是車秀賢,進公司第一天,兩人在新進職員典禮再度相遇,車秀賢身為公司代表致詞,就在演講說到一半時,她終於撇見坐在台下的金振赫,震驚地停下演講內容,彼此露出一抹笑容,並繼續發表,「童話真心歡迎你們。」\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70.jpg\n\r\n▲朴寶劍給宋慧喬看照片。(圖/翻攝自tvN)\n\r\n車秀賢對金振赫格外關心,當發現男方講電話講得特別開心,不自覺吃醋:「不知道是在剛誰講電話,露出那種開心的笑容。」還主動向秘書調來人事資料,發現男方家中位置,還跑到男方家裡附近的公園遊蕩,兩人再度命運般的相遇,她坐在公園盪鞦韆,金振赫正好從後方經過。\n\r\n奇蹟般相遇,金振赫主動邀約車秀賢:「要不要看一下我在古巴拍的照片?」恰好經過夾娃娃機,勾起車秀賢女孩的童心,她又開口問:「你有錢嗎?因為夾娃娃機不能用卡。」金振赫自誇很會夾娃娃,卻連連失敗,反倒是車秀賢一次成功,她主動撩弟:「送給你,漂亮女生第一次抓的娃娃。」離開前,她曖昧反問:「今天12點40分左右,你在和誰講電話?」兩人激起曖昧情愫,回到家中還在互想對方。\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88.jpg\n\r\n▲▼朴寶劍喝醉被宋慧喬撿上車。(圖/翻攝自tvN)\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83.jpg\n\r\n金振赫參加同事聚餐,在歡樂的氣氛下被灌醉,巧的是,他又在路上碰上女老闆,直接被「撿屍」,上了女方的車,恰好,回到家時雨停了,他擔心代表會開車開到睡著,於是將離開餐廳前外帶魷魚的魷魚掏出,「你邊開車邊咬這個就不會想睡了!」下一秒,他又邊發酒瘋撒嬌說:「你覺得很髒是吧?還是你覺得我的口袋髒?」女方雖拒絕吃魷魚,他還是直接塞進女生的嘴裡。\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78.jpg\n\r\n▲▼朴寶劍發酒瘋,硬餵宋慧喬吃魷魚。(圖/翻攝自tvN)\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75.jpg\n\r\n突兀的行徑,再度逗笑車秀賢,同時牢牢抓住她的心。隔日上班,她主動邀約「陪我吃拉麵」,兩人到休息站約會,回程時,金振赫不希望讓女方感到有壓力,自己把手機號碼寫在手上,並拍給對方,各種可愛追求擄獲代表的心。然而,就在第二集結尾時,身為市長女兒的她,被狗仔直擊在休息站約會,上遍各大版面,才演2集就開始虐心。\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84.jpg\n\r\n▲▼宋慧喬、朴寶劍約會被拍到。(圖/翻攝自tvn)\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887.jpg\n" {"id":"8663672","url":"https:\/\/udn.com\/news\/story\/7325\/3509857","normalized_id":"udn.com\/news\/7325\/3509857","normalized_crc32":"2250475587","source":"8","created_at":"1543503135","last_fetch_at":"1543588018","last_changed_at":"1543540339","error_count":"0"} "小小愛心化作大電力 台電彰化營業處送愛到偏鄉學校" "2018-11-29 22:37聯合報 記者何烱榮<\/a>╱即時報導\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822.jpg&x=0&y=0&sw=0&sh=0&exp=3600\n「小朋友,教室裡的電是怎麼來的,知道嗎?是台電<\/a>公司發電後透過電纜線輸送到學校,讓大家上課時照明。」台電彰化區營業處處長林錫儀對建新國小學童說,有電就有光明,才能好讀書,台電除了供電,還回饋學校鼓勵弱勢學生用功讀書。\n林錫儀和業務經理曾陳發等人29日帶著年終關懷弱勢學生的台電回饋金,到彰化縣偏鄉的芳苑鄉建新國小,分別贈送建新、草湖2所國小和草湖國中各3萬5千元,由學校轉發給校內中低收入學生。\n草湖國小學生有55名,弱勢學生占47%,建新國小學生共76名,弱學生超過一半;草湖國中學生共305名,新住民有68名、隔代教養家庭19名、中低收56名,都占相當的比例。建新國小校長黃信君、草湖國小校長劉坤山和草湖國中教務主任姜瑞珍分別代表弱勢學生接下,都感謝台電雪中送炭到偏鄉學校<\/a>。\n黃信君、姜瑞珍都說,建新、草湖國小是很多人根本不可能「路過」的偏遠小學,學校資源少,落在學生身上的資源更少,非常感謝台電彰化區營業處會來到偏鄉關懷弱勢學生,會告訴學生一定要好好珍惜台電的愛心<\/a>,用功讀書。\n林錫儀說,以往台電年終回饋以弱勢家庭為對象,因每到歲末年終,都會有很多慈善團體慰問弱勢家庭,今年台電彰化區營業處討論後,決定改變為送愛到校園,希望把台電的年終回饋直接落在弱勢學生身上,讓孩子直接感受社會的溫暖。\n林錫儀說,台電除提供穩定的供電品質外,也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理念,以回饋鄉里做地方好鄰居,這次首度到偏鄉發放獎學金,希望台電小小的愛心,能發揮大電力,將溫暖送給需要的小朋友,也善盡台電的社會責任。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823.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824.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825.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826.jpg&x=0&y=0&sw=0&sh=0&exp=3600\n" {"id":"8663673","url":"https:\/\/udn.com\/news\/story\/7333\/3509870","normalized_id":"udn.com\/news\/7333\/3509870","normalized_crc32":"3064557014","source":"8","created_at":"1543503143","last_fetch_at":"1543588018","last_changed_at":"1543507072","error_count":"0"} "台商陸企商務糾紛仲裁案 出現適用台灣法律首案" "2018-11-29 22:47聯合報 記者李仲維<\/a>╱即時報導\n福建<\/a>省平潭兩岸仲裁中心日前審結第一樁涉及台商<\/a>與陸企糾紛的仲裁案,這也是商務糾紛發生在大陸、卻適用台灣法律的首例。\n中新社引述業界看法指出,該案成功結案,是兩岸仲裁法律界緊密合作的新起點,也是兩岸法律界共同研究保護兩岸同胞合法權益的新嘗試。\n這樁糾紛是商鋪租賃合約爭議,涉及金額近人民幣<\/a>百萬元,一方當事人是台灣人,另一方是大陸企業,雙方共同約定由仲裁中心解決爭議,並約定適用台灣法律。\n由於雙方當事人並未共同選定或共同委託仲裁中心主任指定仲裁員,根據仲裁規則規定,仲裁中心主任指定一位台灣資深仲裁員擔任本案獨任仲裁員。7月首次開庭後,仲裁員進行實地調查,並在日前作出裁決書。\n有專家認為,裁決書闡明本案的具體事實和適用法律,這是發生在大陸的案情和適用台灣法律的結合,成為「一區兩標」的範例。\n所謂「一區兩標」,是指同時採用大陸和台灣兩種標準,不再單方面以大陸標準衡量、對待台灣人。大陸國台辦投訴協調局局長王剛之前表示,越來越多台商願意利用仲裁方式解決糾紛,台商對大陸仲裁公正的認同率逐步增高。\n海峽兩岸仲裁中心秘書長王承傑表示,台灣律師曾向仲裁中心提交一份長達39頁的法律查明報告。法院庭審中,台灣律師透過視頻連線就該份法律查明報告進行解讀,為法院適用台灣法律處理案件提供保障。\n在平潭經商18年的台商薛清德表示,對此案高度關注,仲裁結果讓在平潭的台商很肯定。他說,打官司總有輸贏,難以共同滿意,此次兩岸攜手仲裁,並參考台灣法律法規、習俗來平息爭端,省時、省費用還免傷和氣。\n海峽兩岸仲裁中心工作人員表示,今後將進一步深化兩岸仲裁法律界的交流合作,為兩岸當事人提供公平公正、快速高效的爭議解決服務。\n" {"id":"8663675","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9252.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9252","normalized_crc32":"2008943361","source":"4","created_at":"1543503627","last_fetch_at":"1543587728","last_changed_at":"1543547377","error_count":"0"} "影/ 被韓國瑜感動!香港「地產大亨」請胡志強牽線 指名投資高雄"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n\r\n國民黨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29日下午在高雄市黨部召開記者會,前台中市長胡志強也陪同香港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到場,商談在高雄合作、投資事宜;會後胡志強也在臉書透露,黃志祥相當欣賞韓國瑜,得知韓喊出要發展經濟、高雄發大財的口號後,還特地拜託胡安排讓他與韓國瑜碰面。\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909.jpg\n\r\n▲香港地產大亨黃志祥(左六)29日下午與韓國瑜碰面,商討投資高雄事宜。(圖/翻攝胡志強臉書)\n\r\n「看到韓國瑜一當選,我海外的華人朋友馬上致電給我!」胡志強表示,黃志祥屬意要到高雄投資發展,還在電話中向他表示「He said he needs jobs, I give him jobs!」而韓國瑜聞言後也回應「We need more than jobs!」\n\r\n與會的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黃柏霖表示,黃志祥透過媒體報導得知韓國瑜當選後大受感動,同時也對韓的理念表示支持,主動聯繫上胡志強請求安排與韓見面,並商討投資高雄事宜;黃柏霖透露,信和集團在香港、新加坡經營旅館、物流業,此次來到高雄投資,未來有可能會開設星級旅館。\n\r\n現年66歲的黃志祥是香港相當知名的「地產大亨」,1970年代,黃志祥與父親進軍香港地產,以獨到的眼光相中了尖沙嘴土地,並成功地賺入了巨額利潤;黃志祥向來有「地產超級大好友」稱號,每每政府賣地總能見到他的身影,而他旗下的信和置業更跨足了務業租賃、務業銷售、酒店經營、管理服務、股票投資及買賣等業務。\n" {"id":"8663700","url":"https:\/\/udn.com\/news\/story\/7003\/3509867","normalized_id":"udn.com\/news\/7003\/3509867","normalized_crc32":"1124275254","source":"8","created_at":"1543504307","last_fetch_at":"1543589183","last_changed_at":"1543541234","error_count":"0"} "SBL/衛冕軍輸不停 麥班達:現在是爛隊" "2018-11-29 22:44聯合報 記者曾思儒<\/a>╱即時報導\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840.jpg&x=0&y=0&sw=0&sh=0&sl=W&fw=500&exp=3600\n雖是衛冕軍,璞園<\/a>隊今天以68:81不敵台銀隊後,第16季SBL<\/a>前5戰就吞下4敗,教頭麥班達<\/a>無奈說:「現在是很爛的球隊,不用多說什麼。」\n璞園第9季到12季寫下SBL最長的4連霸,現任教頭麥班達當時是許晉哲副手,接下總教練兵符後在第15季首度嘗到奪冠滋味,不料新球季勝場數卻停滯不前,今天首節雖以18:17領先台銀,第二節就被反超,第三節一度的領先優勢也沒能守成。\n不只麥班達對球隊狀況搖頭,第二節投進壓哨外線的後衛吳家駿也說,球隊現在不是技術的問題,是拚勁、積極度都不如對手,「完全是心態的問題。」\n麥班達提到,已經用了許多調整方式,但卻看不到成效,「如果我知道答案,我們就不是很爛的球隊了。」他坦言洋將狀況有影響到球隊,但每個隊員彼此也是互相,要把問題都怪給洋將也不公平。\n落敗的璞園陷入低氣壓,台銀今天奪勝雖稍微擺脫前一場59:103敗給台啤隊的窘態,但教頭韋陳明認為球員表現落差還是太大,如何保持穩定是漫長球季的重要課題。\n今天攻下全場最高25分的台銀洋將伍茲也提到,今天獲勝不能開心太久,「六日還有比賽,明天又是新的開始。」\n這場勝利對台銀新同學林任鴻倒是有不同意義,他2015年首輪第7順位被璞園選中,第13季的菜鳥球季上場21場已是在璞園3年最多;第16季轉戰台銀,首度碰老東家打得賣力,第二節飆進外線,板凳區的台銀隊友也幫他熱情歡呼。\n全場攻下5分的「小林」說:「上場感謝隊友給信心,先從防守做起,進攻會失常,防守不會,又是對前球隊,就是想贏。」" {"id":"8663724","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9262.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9262","normalized_crc32":"1553160386","source":"4","created_at":"1543505403","last_fetch_at":"1543589809","last_changed_at":"1543509189","error_count":"0"} "詹詠然暌違3年再度合體鄭潔 大讚「變瘦變漂亮!」" "\/\/cdn2.ettoday.net\/images\/3729\/d3729966.jpg\n\r\n▲ 詹詠然和鄭潔。(圖/劉雪貞提供)\n\r\n記者林育正/綜合報導\n\r\n詹詠然和中國退休名將鄭潔攜手打下澳網女雙亞軍,29日趁著鄭潔以北京市網球運動協會副秘書長身份來台交流,兩人趁著晚間見面,「覺得她變瘦變漂亮了!」詹詠然說。\n\r\n鄭潔和老公張宇,以及北京市網球運動協會會長朱建民先生所率領的代表團前來台灣與體育界相關團體進行交流、參訪,隨團訪台交流。身為大陸一代網球球星,鄭潔熱衷公益,幾年前開始甚至舉辦「鄭潔盃」青少年網球賽。\n\r\n\n\r\n \r\n多年不見再次合體,詹詠然說兩人上次見面應該是北京中國公開賽,笑稱她每次到北京鄭潔剛好都不在,和她擦肩而過。近年鄭潔多了母親的身份,詹詠然更不吝稱讚搭檔「變瘦變漂亮了!」\n\r\n「她現在都都要追著小孩跑,靠小孩維持身材。能看到退休後事業能兼顧地很好,跟老公感情維持很好,很替她開心。」\n\r\n \n" {"id":"8663727","url":"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9004745-260402","normalized_id":"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9004745\/260402","normalized_crc32":"2979687915","source":"2","created_at":"1543505429","last_fetch_at":"1543590633","last_changed_at":"1543509224","error_count":"0"} "同婚公投受挫 立法院:若立法不許同性結婚 可聲請釋憲" "陳潔明》立法專訂和修民法的最重要差別\r\n \r\n \r\n \r\n 政院3個月內提同婚專法 立院下會期須完成審議\r\n \r\n \r\n \r\n 非核家園法源失效 賴揆:將提《電業法》95條廢止案\r\n \r\n \r\n \r\n 同婚民法、專法之爭還沒完 Kolas:尊重立法院議程安排\r\n \r\n \r\n \r\n 11月28日三大報頭版要聞" {"id":"8663536","url":"https:\/\/udn.com\/news\/story\/12389\/3509634","normalized_id":"udn.com\/news\/12389\/3509634","normalized_crc32":"125839879","source":"8","created_at":"1543498305","last_fetch_at":"1543583320","last_changed_at":"1543502002","error_count":"0"} "斷尾求生? 林聰賢:吳音寧不是「尾」是大將" "2018-11-29 20:59聯合報 記者侯俐安<\/a>、彭宣雅<\/a>╱即時報導\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475.jpg&x=0&y=0&sw=0&sh=0&exp=3600\n北農通過吳音寧<\/a>解職總經理,農委會主委林聰賢<\/a>今天晚間在臉書,以「危崖有花,臨淵履冰」形容吳音寧的執著與堅持,林聰賢以去年到吳音寧家拜訪時,一句芭樂不好吃,讓吳音寧端上一大盤又甜又好吃的溪洲芭樂讓他服氣,描述吳音寧不服輸地捍衛她所相信真理、不向謠言低頭的個性。\n林聰賢說,吳音寧在過去這段時間承受太多非專業的政治攻擊,抹煞了她的專業,以及為北農的改革所做的努力,他說,選在這時間點,宣布吳音寧階段性任務已完成,不是否定她過去的努力,而是不捨,一份執著與堅定,在政治風暴中被消磨與糟蹋。\n以下是林聰賢的貼文:\n危崖有花,臨淵履冰記得,去年到吳音寧家拜訪時,\n音寧說他們溪州珍珠芭樂很好吃,\n剛好桌上有袋從市場買回來的溪州珍珠芭樂,\n我吃了一口後,沒有留情面的當面老實告訴她,\n其實沒有她說得那麼好吃。\n同日下午與溪州青農座談時,\n她馬上端了一大盤農民<\/a>種的珍珠芭樂,\n不服輸的要我再嚐嚐看。\n那次品嚐以後,我真的服了!\n溪州的珍珠芭樂真的鮮甜又富有果酸香!\n不服輸地捍衛她所相信的真理,也不向謠言低頭,這就是音寧;\n執著堅持,她就是這樣的個性,即使危崖有花。\n過去這段時間,\n音寧身上承受太多非專業的政治攻擊,\n抹煞了她的專業,以及為北農的改革所做努力,\n吳音寧所付出的努力,我相信,日後可受公評。\n而選在這時間點,宣布吳音寧階段性任務已完成,不是否定她過去的努力,\n而是不捨,一份執著與堅定,在政治風暴中被消磨與糟蹋。\n好,接著來說我的部分,\n指稱這是「斷尾求生」的論調,未免也太膚淺了:\n一來,以音寧的幹才,她不是「尾」,她是一員大將。\n二來,我既身為政務官本應就為政策執行成敗負責,珍惜上台為民服務的每一天,但也要有隨時下台的打算。\n外界毋須以算計、惡意的視角,來看待此事,\n如同蔡總統所說,改革是不會停的,\n我們堅持反核、性平、正名,\n我們推動轉型正義、年金改革、新農業創新…等政策,\n而今遭遇到阻礙,是必須要檢討執行的方式與民眾的感受。\n但是,這份信念,仍是讓台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n即便今天不是我林聰賢坐在這個位置上,\n改革,也不應該,也不會停止。\n身為政務官,我真切地認知到逆風前行的艱辛,對於該負的責任,\n我,從不迴避。\n最後,談到農民照顧,我還要再打一下廣告:\n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對務農朋友的一大保證,一個月才15元,請還沒有申辦的農民朋友,儘快洽詢戶籍所在地農會。\n感謝大家。\n" {"id":"8663560","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9219.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9219","normalized_crc32":"2214598541","source":"4","created_at":"1543498771","last_fetch_at":"1543583338","last_changed_at":"1543506023","error_count":"0"} "快訊/賴清德表態同婚立專法!回應公投民意:不修《民法》" "\/\/cdn2.ettoday.net\/images\/3721\/d3721411.jpg\n\r\n▲賴清德回應公投民意,表態同婚應立專法。(圖/記者湯興漢攝)\n\r\n記者柯沛辰/綜合報導\n\r\n民進黨九合一慘敗後,行政院回應公投民意!行政院長賴清德29日中午邀民進黨團便當會,討論公投後續修法作為。賴清德表示,同婚應立專法,至於是立同性婚姻法或同性伴侶法,尚未定案。\n\r\n賴清德邀請30多位民進黨立委與會,出席名單包括黨團總召柯建銘、幹事長李俊俋、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政務委員羅美伶、羅秉成等人,一同討論國民黨反空汙、反核食、反深澳電廠、幸福盟愛家三公投及以核養綠公投。\n\r\n席間討論到同婚議題,很多立委認為黨團過去態度搖擺不定,雖然段宜康、尤美女支持修民法,但造成中南部選票流失,所以應依公投結果及大法官解釋,以專法來處理,這是行政院與黨團的共識。\n\r\n據了解,當時民進黨立委莊瑞雄、許智傑率先發難,強調同婚議題就是這次民進黨慘敗主因,尤其修《民法》更是造成基層民眾反彈,讓中南部民眾票投不下去,希望尤美女辭職。綠委林岱樺也表態,「誰說我們黨團支持婚姻平權?我就不支持」。\n\r\n尤美女聞訊隨即反駁,人權議題不能公投,民進黨應該堅持修民法。但柯建銘隨後點名尤美女,「放過民進黨吧」,讓尤美女臉色鐵青,未再多作回應。\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8\/d3728945.jpg\n\r\n▲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轉述便當會內容。(圖/記者賴于榛攝)\n\r\n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會後指出,賴清德表示尊重民意、要修專法,但是專法具體內容要遵守、尊重大法官解釋,也會尊重黨團意見,共同提出符合民意的共識。\n\r\n大法官去年5月24日做出釋字第748號字解釋,指出現行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已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因此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n\r\n解釋文中指出,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8\/3728582.jpg\n" {"id":"8663560","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9219.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9219","normalized_crc32":"2214598541","source":"4","created_at":"1543498771","last_fetch_at":"1543583338","last_changed_at":"1543506023","error_count":"0"} "快訊/賴清德表態同婚立專法!回應公投民意:不修《民法》" "記者柯沛辰/綜合報導\n\r\n民進黨九合一慘敗後,行政院回應公投民意!行政院長賴清德29日中午邀民進黨團便當會,討論公投後續修法作為。賴清德表示,同婚應立專法,至於是立同性婚姻法或同性伴侶法,尚未定案。\n\r\n賴清德邀請30多位民進黨立委與會,出席名單包括黨團總召柯建銘、幹事長李俊俋、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政務委員羅美伶、羅秉成等人,一同討論國民黨反空汙、反核食、反深澳電廠、幸福盟愛家三公投及以核養綠公投。\n\r\n席間討論到同婚議題,很多立委認為黨團過去態度搖擺不定,雖然段宜康、尤美女支持修民法,但造成中南部選票流失,所以應依公投結果及大法官解釋,以專法來處理,這是行政院與黨團的共識。\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1\/d3721411.jpg\n\r\n▲賴清德回應公投民意,表態同婚應立專法。(圖/記者湯興漢攝)\n\r\n據了解,當時民進黨立委莊瑞雄、許智傑率先發難,強調同婚議題就是這次民進黨慘敗主因,尤其修《民法》更是造成基層民眾反彈,讓中南部民眾票投不下去,希望尤美女辭職。綠委林岱樺也表態,「誰說我們黨團支持婚姻平權?我就不支持」。\n\r\n尤美女聞訊隨即反駁,人權議題不能公投,民進黨應該堅持修民法。但柯建銘隨後點名尤美女,「放過民進黨吧」,讓尤美女臉色鐵青,未再多作回應。\n\r\n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會後指出,賴清德表示尊重民意、要修專法,但是專法具體內容要遵守、尊重大法官解釋,也會尊重黨團意見,共同提出符合民意的共識。\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8\/d3728945.jpg\n\r\n▲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轉述便當會內容。(圖/記者賴于榛攝)\n\r\n大法官去年5月24日做出釋字第748號字解釋,指出現行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已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因此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n\r\n解釋文中指出,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8\/3728582.jpg\n" {"id":"8663569","url":"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509692","normalized_id":"udn.com\/news\/7238\/3509692","normalized_crc32":"2405518691","source":"8","created_at":"1543498917","last_fetch_at":"1543584353","last_changed_at":"1543506332","error_count":"0"} "明年起取消前高後低選項 離岸風電躉購費率降幅近3成" "2018-11-29 21:23聯合報 記者孫中英<\/a>╱即時報導\n經濟部<\/a>今天(29日)公布明、2019年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備受關注的離岸風電<\/a>每度價格降幅達12.71%,自今年每度5.8498元降至5.1060元,且費率計算結構大幅變化,現行階梯式「前高後低費率」,自明年起取消,讓離岸風電商大為跳腳。\n因為據了解,雖然現行風能躉購費率每度是5.8498元,但這是「20年固定費率」。幾乎所有風電商(除台電之外)在今年4月遴選時,都是選第2種計費模式「前高後低」型,即前10年每度費率7.1177元(後10年降為3.5元左)。也就是說,對開發商來說,明年躉購費率不是從5.8498元下降,而是從7.1177元降至5.1060、降幅高達28.3%,將近3成。\n不願具名的風電開發商透露,不少公司目前的財務模型,前10年都是拿每度7元以上在計算成本。但經濟部現在不僅大降費率,連計算結構都改變,不再有前高後低型。更嚴苛的是,年售電量管控機制,經濟部此次改以36%「凈(net)售電量」為基礎(即發滿3600小時,才用5.1060元收購)。業者坦言,用「gross」標準,可能都不見得能達標,用「net」來要求,門檻太高。\n有開發商私下抱怨,說不定是因為此次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官方不敵民意「只好大降費率」回應。開發商已決定要在12月經濟部舉行的公聽會中,表達堅決反對立場。\n有開發商表示,目前開發商投入成本及未來營收的財務模型,都是以遠高於每度5.1060元計算,若今年底前簽不成購售電合約(PPA),明年躉購費率又確定要降,「大家財務模型都要重做」,可能還會影響到「最終投資決定」。\n包括達德雲林風場、沃旭能源大彰化及海龍2A風場,稍早前就已表明,積極爭取在今年底前簽訂PPA。但目前沒有1家通過遴選的離岸風電業者拿到「籌設許可」,年底前拿不到籌設許可,就無法跟台電簽PPA。\n至於外界認為,離岸風電競標價格才2塊多,遴選每度電價達5.8498元太高,但開發商說,主要就是因為經濟部的供應鏈「國產化」要求,風電商必須在台灣簽訂相關合約,找本地廠商合作,才導致成本不斷墊高,若在國外找有經驗的供應商,成本可能不會那麼高。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571.jpg&x=0&y=0&sw=0&sh=0&exp=3600\n" {"id":"8663569","url":"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509692","normalized_id":"udn.com\/news\/7238\/3509692","normalized_crc32":"2405518691","source":"8","created_at":"1543498917","last_fetch_at":"1543584353","last_changed_at":"1543506332","error_count":"0"} "明年起取消前高後低選項 離岸風電躉購費率降幅近3成" "2018-11-29 21:23聯合報 記者孫中英<\/a>╱即時報導\n經濟部<\/a>今天(29日)公布明、2019年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備受關注的離岸風電<\/a>每度價格降幅達12.71%,自今年每度5.8498元降至5.1060元,且費率計算結構大幅變化,現行階梯式「前高後低費率」,自明年起取消,讓離岸風電商大為跳腳。\n據了解,雖然現行風能躉購費率每度是5.8498元,但這是「20年固定費率」。幾乎所有風電商(除台電之外)在今年4月遴選時,都是選第2種計費模式「前高後低」型,即前10年每度費率7.1177元(後10年降為3.5元左右)。也就是說,對開發商來說,明年躉購費率不是從5.8498元下降,而是從7.1177元降至5.1060、降幅高達28.3%,將近3成。\n不願具名的風電開發商透露,不少公司目前的財務模型,前10年都是拿每度7元以上在計算成本。但經濟部現在不僅大降費率,連計算結構都改變,不再有前高後低型。更嚴苛的是,年售電量管控機制,經濟部此次改以36%「凈(net)售電量」為基礎(即發滿3600小時,才用5.1060元收購)。業者坦言,用「gross」標準,可能都不見得能達標,用「net」來要求,門檻太高。\n有開發商私下抱怨,說不定是因為此次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官方不敵民意「只好大降費率」回應。開發商已決定要在12月經濟部舉行的公聽會中,表達堅決反對立場。\n有開發商表示,目前開發商投入成本及未來營收的財務模型,都是以遠高於每度5.1060元計算,若今年底前簽不成購售電合約(PPA),明年躉購費率又確定要降,「大家財務模型都要重做」,可能還會影響到「最終投資決定」。\n包括達德雲林風場、沃旭能源大彰化及海龍2A風場,稍早前就已表明,積極爭取在今年底前簽訂PPA。但目前沒有1家通過遴選的離岸風電業者拿到「籌設許可」,年底前拿不到籌設許可,就無法跟台電簽PPA。\n至於外界認為,離岸風電競標價格才2塊多,遴選每度電價達5.8498元太高,但開發商說,主要就是因為經濟部的供應鏈「國產化」要求,風電商必須在台灣簽訂相關合約,找本地廠商合作,才導致成本不斷墊高,若在國外找有經驗的供應商,成本可能不會那麼高。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571.jpg&x=0&y=0&sw=0&sh=0&exp=3600\n" {"id":"8663586","url":"https:\/\/udn.com\/news\/story\/7001\/3509690","normalized_id":"udn.com\/news\/7001\/3509690","normalized_crc32":"2123864278","source":"8","created_at":"1543499983","last_fetch_at":"1543584603","last_changed_at":"1543569936","error_count":"0"} "UBL/鄭浩均藍愷青聯手完封北市大 國體2連勝" "2018-11-29 21:38中央社 台北29日電\n國立體大今天在全國大專棒球<\/a>聯賽,靠著鄭浩均與藍愷青兩名U23中華隊<\/a>國手合力完封對手,加上邱達昱適時一擊,揮出帶有致勝安打,終場以1比0擊敗台北市立大學,在預賽2連勝。\n國體對決北市大一役形成投手戰,北市大4局上攻占滿壘未得分,國體4局下同樣是滿壘未搶下分數。\n比賽進行到6局下,國體廖柏勳在兩出局後揮出中外野方向安打,在邱達昱擊出右外野方向安打的情況下,廖柏勳奔回本壘得分,助國體先馳得點。\n國體投手鄭浩均先發6.1局被打5支安打無失分,投出4次三振和6次四壞球,僅管控球不甚理想,但仍成功控制住場面,第2任投手藍愷青主投2.2局被敲3支安打無失分,丟出2次三振,兩人聯手完封北市大。\n國體總教練陳炫琦表示,今天雖然安打比較少,但得分機會比北市大多,只是都沒有掌握好,「剛好邱達昱那支安打來得比較適時」,先發鄭浩均雖然保送多了一點,但整體表現還可以,藍愷青的救援表現則很出色。\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8","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3","normalized_crc32":"1528109616","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76","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77266","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文:王飛凌\n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n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n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n\n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n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n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n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n\n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n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n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sip57mfwqi2p2p5fhj0dqbxszb63ej.jpg?auto=compress&q=80&w=500\n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n\n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n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n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n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n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n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n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n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n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599","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4","normalized_crc32":"331255387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080","last_fetch_at":"1543584612","last_changed_at":"1543580933","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n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n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n\n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n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n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n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n\n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n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n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n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n\n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n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n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n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n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n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n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n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n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n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n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n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n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n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n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n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n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n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n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n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n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n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n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n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n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n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n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n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4","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7","normalized_crc32":"208101653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8","last_changed_at":"1543585518","error_count":"0"} "《QBQ!的5項修練》:五大學習障礙封閉我們的心靈,妨礙個人成長之路" "文: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學習的障礙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從來不把垃圾拿出去,你會怎麼想?他把垃圾存放在抽屜、塑膠容器和紙箱裡;有時候,他會把垃圾拿出來,撒在地板上,在垃圾堆裡打滾——好幾個鐘頭。我可以想像,你大概會說,故意收集、貯藏垃圾,還在垃圾堆裡打滾,做這種事實在太離譜,簡直是瘋了。我完全同意,但其實我們都在做這樣的傻事——也許不像我形容的這位虛構朋友那樣,但心理層面上常常如此。\n 自從1986年起,我大概為各式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主持了數千小時的訓練課程。在這段時間,我逐漸體認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緊抓著一些「垃圾」想法、概念及觀點不放,封閉著我們的心靈,妨礙我們走上個人成長之路。這種垃圾想法有很多呈現的方式,但往往可以分為五大類別(心態),我稱之為「學習的障礙」。這些就是:\n 例外的心態 \t預期心理 \t應得權利的想法 \t經驗陷阱 \t排斥心理 要在生活中發揮學習原則的優勢,就必須先將這些障礙從原本的想法中排除。我們現在就來看看,QBQ如何協助我們做到這一點。\n\n 障礙1:例外的心態 有一天晚上,我從聖路易市飛往堪薩斯市,大約一小時的航程,我用累積的里程數升級到頭等艙。就座的時候,我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微笑,簡單打了聲招呼,而他也微笑回應。坐定後,我注意到他的袖釦、燙得筆挺的白襯衫、整套深色西裝、褐紅色領帶,還有高檔的皮鞋,我很快就知道身旁坐的是什麼人物:高階主管。\n 我們開始閒聊,這時我才曉得他是名列「財星百大企業」其中一家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我拿出一本《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送給他。他向我道謝,但說他晚一點有空再看,因為他必須準備明天的簡報。然而過沒多久,他打開書閱讀起來,直到飛機降落。我心裡挺高興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埋頭看我的《今日美國》。\n 就在飛機駛近閘門的時候,他靠過來我這邊,指著書上的一句話。我看了一下,那是個QBQ:「我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問:「為什麼不寫『我們可以做什麼?』」\n 「嗯,」我說:「這麼多年來,我學到了我不可能改變『我們』,但我確實可以改變『我』。」\n\n 他嚴肅地點點頭,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老闆需要讀一讀這本書!」\n 一想到這件事,我現在還是忍不住大笑。這真是一個例外心態的絕佳範例,「這個關於個人擔當的內容真的非常好,但顯然不適用在我身上。」\n 在這裡,有個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的教訓:\n 我們要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意義就是: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觀念,立即想到真正需要的其他人,這往往表示我們可能比他們更需要這個觀念。這可能是個很難接受的想法,但我確實發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n\n 看著我們家裡排行老四的孩子(女兒茉莉),我總是忍不住納悶,為什麼她如此倔強而固執呢?我心裡呆住了,回憶過往,想著:嗯,不是也有人向我說過這些話嗎?是三十年前、三十天前,或甚至三十分鐘前呢?是的,我們教別人的事,往往是我們自己需要學習的。\n 不要讓例外心態的障礙擋住你的路。當你想到,我真的知道有人需要聽聽這段話,這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能不能先應用在自己的身上,問問這個QBQ: 「我應該如何將這個想法運用在我的生活上?」\n 障礙2:預期心理 封閉的心靈很難有什麼發展。有一天,我隔著後院的籬笆和鄰居講話,他告訴我,最近忍受了他公司提供的三天訓練課程,實在是「無聊、不管用、浪費時間」。不過,最讓我深思的評論是這個:「我並不意外,我早就知道不可能有什麼用處。」\n 我們想要尋找什麼,通常就會發現什麼。像是「這不會有任何好處」之類的負面預期,可能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想法會妨礙我們學習、成長,以及享受人生。即使我們上次的經驗很「無聊」,不見得表示下次也會一樣。\n 保持開放的心靈,隨時準備學習。問個類似這樣的QBQ:「今天我要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穫?」\n 障礙3:應得權利的想法 我們的女兒塔拉(排行老二)12歲的時候,有一天,她一大早來找我,手上拿著一顆牙齒。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種事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塔拉,你打算賣給我的是一顆資源回收的牙齒嗎?但我知道她要什麼,於是我說:「好了,寶貝,你知道該怎麼做。今天晚上,把那顆牙齒放在你的枕頭底下,如果你運氣好,牙仙可能會留點什麼東西給你。」那個小丫頭看著我,好像我漏了什麼該做的事。然後,她伸長了手,說:「爸,別浪費我的時間……我很快就得出門。別鬧了,給我一塊錢吧!」\n 這就是應得權利的想法,雖然發生在塔拉身上很好玩,但我們的組織實在有太多這種事了。你可能會聽到剛進公司的菜鳥說:「我已經來這裡3個月了,什麼時候才會得到第一次加薪?」你也可能聽到老鳥說:「我已經在這裡22年了,所以我理應得到……!」\n 聽起來可能很刺耳,但我還是要老實說,如果有誰已經工作那麼久,也領了22年的薪水,難道這個不是雙方同意的嗎?別搞錯我的意思,忠誠是一件好事,但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自己理應得到更多或是不同的待遇,只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長?\n 另一個充滿這種想法的領域,就是我們對於訓練與發展的態度。當我們問人家:「你的個人生涯發展由誰負責呢?」他們會說:「是我自己。」然而,我們往往聽到人們問:「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更多訓練?」如今,我相信經理人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問QBQ:「我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發展我的團隊?」但是,沒有人天經地義地欠我們這些訓練。到最後,會改變「我」個人一輩子的路程,都是「我」個人的責任。因此一定要注意這類的想法:「我的經理應該多指導我一些!」或是「我的公司應該為我提供更多訓練!」這些想法會阻礙我們採取行動,變成學習的障礙。\n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訓練我?」是不正確的問題。更適當的問題是類似這樣的QBQ:「我能做些什麼來投資在自己身上?」以及「我要如何獲取新的知識,以迎接面臨的挑戰?」\n 障礙4:經驗陷阱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做到了」(或是成功了)的人,我要提醒他一聲:「鐵達尼號!」1912年,號稱「永不沉沒」的船,正是人類面臨未知狀況時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經典形象。我們也一樣,每天都要面臨未知的狀況。而且,雖然我們的經驗應該是理解與智慧的窗口,卻也往往是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走過所有艱困的驕傲來源。經驗陷阱會妨礙個人成長,遏止改變發生,因為這讓我們以為自己該懂的都懂了。想想下列的例子:\n 經理人效法以前老闆的作風,卻沒有考慮到什麼方式對現今的勞工最有幫助。 \t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拒絕採納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新方法。 \t被以前那一套「表現熱絡,請客戶吃飯」的生意手法訓練出來的業務員,無法運用現代的銷售戰術。 \t父母教出一個傑出的孩子後,不願意尋找適合其他子女的教育方法。 \t在某個產業表現非常好的主管,無法了解另一個新產業的差異與微妙之處。 \t有些人把罪大惡極的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們以前從來沒那樣做過。」 促進學習的方法(而且,別忘了學無止境)就是一直問:「我要如何加強學習的效果?」以及「我能做些什麼來獲得新的技能?」這些QBQ是強有力的防禦措施,避免我們掉進經驗陷阱,讓我們在個人成長與改變的道路上走得更平穩。\n 障礙5:排斥心理 我剛開始演講個人擔當與QBQ的時候,有一天,我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和幾個人握手,心情非常愉快。當時我的感覺特別好,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演講之一,而聽眾的反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印象沒錯。\n 等到興奮感消失,人群也離開之後,我才注意到會場還有一個人,她的臉色清楚告訴我,她覺得並不怎麼樣。她是安排這場演講的人之一,我當然希望得到她的意見回饋。經過一點誘導後,她給了我批評:我的演講風格有某個部分抵觸了我要表達的訊息,而她就是不喜歡。我面帶微笑,謝謝她的坦誠。可是,讓我告訴大家,當時我心裡其實是怎麼想的。實在很糟糕,但真的是那樣,「你懂什麼?你又不是業務員,也不是什麼名嘴,你根本沒做過我剛剛做的事!」\n 我沒有聽進她的話,因為我排斥她。我瞧不起她的資格,認為她的意見不重要,而且不理會她的批評,因為我相信,她不可能理解我做的工作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我認定她「不屬於我這個等級的人」,因此她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n 不過,那天晚上,在我搭飛機回家時,我仔細思考她說過的話,不得不承認她的意見有道理。她說得對,她和我分享了她觀察到的心得,我後來決定加以應用,事後證明這對我的幫助很大。\n 在人生的各個面向,我們每天都用排斥的心態對待和我們想法不同的人。請仔細思考下列的情節:\n 業務人員拒絕接受行銷人員說的話,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跑過外務。」 \t製造人員完全忽略業務團隊的觀點,認為「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那有多困難!」 \t主管不願意聽行政助理的話,因為「哼,她懂什麼?」 \t醫生不聽護士的話,認為「她沒有接受過12年的醫學教育訓練。」 \t爸媽不理會孩子的意見,因為「父母總是知道什麼最好。」 我們都是學生,也都是老師。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寶貴的功課可以學習。如果懷著排斥的心態,就會錯失學習的機會。我們必須避開這個障礙,問問自己:「我該如何用心傾聽,考慮接納別人的建議,並加以運用?」\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QBQ!的5項修練:實踐個人擔當,創造人生優勢(暢銷新裝版)<\/a>》,遠流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n 譯者:吳鴻\n 暢銷30萬冊經典《QBQ!問題背後的問題》最強實踐篇!\n 數十萬讀者一致追求的目標:「你,QBQ了嗎?」\n 你知道QBQ,但你「實踐」QBQ了嗎?\n 運用QBQ並且實踐個人擔當的人,比起不這麼做的人更有機會成功。\n QBQ是一種工具,協助所有人實踐個人擔當,\n 方式就是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在當下做出更好的抉擇。\n QBQ不僅實用,而且有效,關鍵在於:它不問「為什麼」、「什麼時候」、「誰」;\n 它的主詞是「我」,因為自己能改變的就只有「我」;最重要的,它把焦點放在行動上。\n 想要成功,首先你得問出好問題,就像啟動開關,QBQ能夠釋放個人擔當的力量。\n 本書告訴你實踐個人擔當的五大優勢原則:\n 1.學習\n 你該問:「我該怎麼做才能發展出新的技能?」\n 當你問QBQ,並把知道的事付諸行動的時候,學習的優勢原則將改變你的世界。\n 2.負責\n 你該問:「我該做什麼來貢獻一己之力?」\n 當我們實踐「主動負責」原則的時候,就會獲得明顯的優勢,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找到解決方法。\n 3.創意\n 你該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利用現有的工具成功地完成工作?」\n 成功運用現有的資源,如果我們問QBQ,並且不斷尋找,就會發現許多方法,不只是不同,甚至往往更好。\n 4.服務\n 你該問:「我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他們成功?」\n 服務會加強關係,也會建立信任,它會讓我們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領導者。\n 5.信任\n 你該問:「我該如何真正了解你?」\n 我們不能等待別人,信任要靠自己來建立;誠實是建立信任強而有力的工具。\n 本書加碼收錄39個問題與練習,協助你將對優勢原則的了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n 現在,問自己一個好問題,並立刻行動,你將獲得職場與人生的最大優勢!\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zc161w13iqi64naioopexpo3kj8oya.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潘柏翰\n 核稿編輯:翁世航\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5","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2","normalized_crc32":"739388070","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85519","error_count":"0"}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文:王飛凌\n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n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n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n\n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n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n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n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n\n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n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n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n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n\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0vrj6q4drwp7o6uxlmny3trhz8p9j7.png?auto=compress&q=80&w=500\n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11\/u4mgc5l8y1i2a3pvppt3e4qk2w1j18.png?auto=compress&q=80&w=500\n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n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n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n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n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n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n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n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n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n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n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a>》,八旗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n 譯者:王飛凌、劉驥\n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n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n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n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n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n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n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n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n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teddqmf4y613w19xu8kq8vqcsm48pu.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6","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805","normalized_crc32":"2449976315","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7","last_fetch_at":"1543585519","last_changed_at":"1543570744","error_count":"0"}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文:大西克禮\n 風吹白浪起:幽玄的形式與美學價值 最近,許多關於「幽玄」的研究陸續發表,然而其中多數是討論幽玄的歷史,或是特別針對幽玄思想的文學史或精神史的研究。總體看來(雖然我瞭解的恐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認為相關研究不是將這個概念無限制擴大到世界觀的範疇,就是給予過多特別限制後的分析。我想,無論如何分析「幽玄」概念或思想歷史的形成,亦或由外國傳入的軌跡,都無法立即闡明它在美學上的意義。\n 有鑒於此,我想在此跳脫精神史的角度,專從美學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為了進行這一研究,也不得不考量相關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幽玄」一詞的文獻用例。但是,在文獻的用例研究上,就要將範圍擴大到歌學著作之外的日本古典詩文乃至中國文獻。這樣的研究,我們只能等待相關的專家來進行。無論如何,幽玄美學這樣的概念從日本歌學中產生,因此我們有必要涉及主要的相關文獻。\n 在這樣的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將「幽玄」一詞作為一個特殊的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來思考,以及將它作為一種被稱為「幽玄體」的「形式概念」來思考,兩者間有所區別(有關兩者之間的細部意義,容以後再述)。當我在看日本的歌學文獻,我的想法是,「幽玄」一詞的使用在許多場合都預設了「幽玄體」這個形式概念,或者是從這個形式概念所引導出的概念(即便並沒有使用「幽玄體」或「幽玄調」這樣的表述)。\n\n 然而有的時候,在這些文獻以及歌學以外的文獻裡,也有脫離了形式概念, 只將「 幽玄」作為純粹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的用例。本來,先有「幽玄」一詞才衍生出「幽玄體」。然而,一旦幽玄確立了形式概念, 其意義固定後, 從中衍生出的新的含義, 例如和歌評比( 歌合)的判詞中的「幽玄」,與(形式概念形成之前)最初美學概念的「幽玄」未必相同。然而,「 幽玄」或「 有心」[1] 等概念的定義一直相當混亂,我想在後文試著整理,在此先埋伏筆。\n 關於「 幽玄」一詞在中國的用例, 我們可以參考岡崎義惠氏《日本文藝學》中的整理:\n 「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唐/駱賓王/《螢火賦》) \t「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2]。非工複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晉/謝道韞/《登山》) \t「佛法幽玄」。(唐/臨濟禪師/《臨濟錄》)這些用語,有的背後含有中國的老莊或禪宗思想,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照「幽玄」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此外,日本歌學文獻以外的幽玄例,則有藤原忠宗(1087 ─ 1133)在《作文大體》所提出的「余情幽玄體」的詩的形式,其中舉出了菅三品(菅原文時;899 ─ 981)的詩:「蘭蕙苑風催紫後,蓬萊洞月照霜中」, 評曰:「 此等誠幽玄體也, 作文士熟此風情而已。」想來, 這首詩作中的所謂余情幽玄,是借菊花象徵性表現幽玄之美。但是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幽玄作為詩的一種形式概念。以上與我將在後文闡述的歌學忠岑十體中的形式思想相比,時代上說不定更晚一些,所以或許是受了歌學形式的影響也不一定( 特別是《 作文大體》中提到的這一段,不是出自忠宗本人之手,是混入了後人的文章)。\n 在大江匡房(1041 ─ 1111)、藤原敦光(1063 ─ 1144)等平安時代擅長漢詩的日本文人寫的文章中,可以讀到「幽玄之境」、「古今相隔, 幽玄相同」、「 幽玄之古篇」、「 幽玄瑩才」、「 術藝極幽玄, 詩情仿元白」、「 幽玄之道」等說法, 這些是藉由「 幽玄」的概念, 來定義藝術美的極致, 或者到達這種境界的才華與途徑, 因此明顯是在強調幽玄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在這些說法中,看不出幽玄受到特殊形式的束縛。在這些文章出現的時代, 如藤原基俊(1060 ─ 1142)這樣的傑出歌人,同時又擅長漢詩文寫作,可以得知歌道的「幽玄」概念應該已經在其周圍的文人墨客間流傳開來。不過,在這些例子中,「幽玄」一詞尚未全面地形成一種特殊的形式概念。\n\n 接下來再看看歌論或歌學方面,最先出現「幽玄」一詞的,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是紀淑望(不詳─ 919)所寫的《古今和歌集》中的〈真名序〉 :「 至如難波津之升獻天皇, 富緒川之篇報太子, 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玩」。這裡的「幽玄」可以作種種解釋。有些看法將此幽玄視為佛法幽玄,並解釋為與聖德太子的傳說有關,我則是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幽玄雖然與歌道有關,卻不具備後文將討論的形式概念。\n 在另一個平安時期的歌人壬生忠岑(898 ─ 920)所提倡的和歌十體[3]中, 除了古語體、神妙體、直體之外, 還列舉了餘情體、高情體。忠岑十體當時是用來區分和歌的形式,但他的分類顯然很混亂,算不上嚴密。十體中並沒有出現「 幽玄體」, 但最接近後來幽玄體形式概念的,應該是「餘情體」和「高情體」。歌人忠岑對於高情體解釋道:「此體,詞雖凡流,義入幽玄,諸歌之為上科也。」這裡使用了「幽玄 」一詞。順帶一提,我懷疑此處的「雖」字應該是「離」字之誤。按原文來解釋,指幽玄的價值只在於「義」,亦即「心」的方面。我倒覺得,歌人認為「詞」與「義」都超凡脫俗,進入了崇高幽遠的境界。\n 這樣解釋,可以與下文的「諸歌之為上科也」相呼應,正好表示出和歌整體美學價值的最高境界。儘管和歌的形式思想已產生,但「幽玄」這一概念還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形式,只限於和歌整體的美或是藝術價值的概念。之後的歌學文獻, 年代最早且最值得注意的, 是藤原公任(966 ─ 1041)的《 新撰髓腦》及《 和歌九品》, 後者將和歌的價值等級分為九品,而我們看一下九品中的最高等級(上品上)所舉的和歌例是:「 明石海岸前, 朝霧薄明中, 扁舟隱入島, 路險人心寂」。還有壬生忠岑的:「 逢立春, 吉野山上霞霧繞, 今朝見如是。[4]」(《拾遺和歌集》〈卷一、春〉)。\n 公任對這兩首歌的評語是:「 用詞妙, 心有餘。」所謂「 心有餘」,就是餘情,從形式的觀點而言,相當於壬生忠岑的餘情體或高情體,或者後來所謂的幽玄體。在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腦》中,將和歌分成九種形式,並舉「風吹白浪起」[5]為第一式,認為「應以這首為和歌典範」。這裡主要取的是和歌形式的觀點,而上述和歌九品的分類標準明顯是價值上的分類。像這樣,公任的歌學已經是形式與價值並行,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n\n 接下來來看藤原基俊在歌合判詞中使用的「幽玄」概念。基俊是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權威,他對於《中宮亮顯輔家歌合》[6]的左和歌「遠望似紅葉, 霜露覆梨樹, 誰宿此秋景。」與右和歌「 紅色末摘花, 濃淡披秋露, 初染楓葉樣。」下了這樣的判詞:「 左歌雖擬古質之體,義似通幽玄之境;右歌義實雖無曲折,言泉已(非?)凡流也,仍以右為勝。畢。」在這裡,基俊說左和歌通幽玄之境,指的是甚麼呢?或許基俊也是基於老莊的禪學等思想, 認為此歌吟出了沒有妻子相伴、獨自幽棲在晚秋山間的隱士的心像,所以才給了「幽玄」一判詞。\n 然而,假如我們跳離此解釋,或許還可以將基俊的意思理解為:左歌用詞古樸,意境卻太複雜。它的缺點是,心與詞多少有些不協調之處;相反地,右歌內容不曲折,詞語流暢,形式與內容調和,因此相較之下略勝一籌。無論如何,在這個判詞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基俊對於左和歌給了「幽玄」的美學評價,卻沒有因此認定它的藝術價值一定較高。還有, 他只說了「 幽玄之境」, 並不一定表示他談的是幽玄體的形式概念。\n 也就是說,基俊評論的「幽玄」是基於老莊或禪宗的宗教思想意義,並非美學意義。這樣解釋似乎說得通,但我想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為什麼呢?第一,被評為「幽玄」的和歌沒有在歌合勝出,這種例子在其他判者的判詞中也經常出現;第二,在基俊的時代,漢詩文方面經常出現「 幽玄」的概念。加上《 作文大體》中的「 幽玄」, 以及忠岑十體中對高情體的說明中所使用的幽玄,當然會帶給擅長漢詩的和歌權威基俊不少影響。\n 這樣看來, 單純作為歌道中的形式概念或特殊術語的「 幽玄」, 與一般用於表達美學價值或藝術價值之極致的「 幽玄」, 兩者在涵義上乖離,從基俊的判詞已經可以看見此朦朧姿態了。對於像我們一樣,希望從美學意義探討「幽玄」概念的人,這兩方面的意義及關係,確實是個棘手問題。\n 註解 有心:歌論用語,指深慮的心或心思。在平安時代作為日常用語,指「深思熟慮」。反義詞為「無心」。 \t此處的幽玄在形容神仙洞府中的幽寂靜謐,玄奧又變幻莫測。 \t和歌十體:歌論用語,內容涉及歌體、發想、表現技巧等,非單純指和歌的體例。 \t歌中的吉野山背景是雪景,歌人因為立春了,竟將雪景看成了春霞。 \t收錄於《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詳。全文及注解可見本章首頁。 \t「歌和」是將歌人分成左右兩組,對兩邊的詠歌進行優劣評論的藝文批評會。《中宮亮顯輔家歌合》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和歌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美學2:幽玄:薄明之森<\/a>》,不二家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大西克禮\n 譯者:王向遠\n 美如真理,在隱蔽下無限延展\n 幽玄[ゆうげん]\n 影響日本當代設計者的陰翳美學\n 若人生中追求「光」,首先要認真凝視眼前名為「影」的苦難現實。──安藤忠雄 \t幽玄是人類得到光明後遺失的美的領域。──深澤直人 時間進入中世,在日本歌人的領略下,佛法、老莊、日本的神道被揉合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幽玄。幽是隱微,玄是奧妙的黑,幽玄原指枯淡之心的深邃境地,諸行無常的人生真義。\n 美從捕捉當下的物哀,走入不生不滅的幽玄。形而上的幽玄,在一首首和歌中發展出豐富的美學意涵,隱蔽、枯寂、妖豔、寫意,最後調和成一種在陰暗中追求的美感,攏之在內,時空無限,內在充實,代表意象之一是秋天氤氳的薄明山林。\n 引進陰影,而不是光。大和民族從陰翳中發現美,又為了美的目的利用陰翳。枯山水、日式庭園、和室、壁龕……昏暗美感的空間中進駐了永恆的閒寂,靜謐、悠遠的幽玄餘情,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神秘」。\n 物哀之後,幽玄在有限中探求無限,再開啟了日後懾服西方的侘寂美學。現代美學家大西克禮旁徵博引,將「物哀、幽玄、寂」定調為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本系列爬梳三大美學的起源、概念,及不同領域的解讀或應用,內容橫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是讀者掌握日本美學的獨家著作。\n 「最古老的事物,都會轉變成最前衛的事物。」──杉本博司 \t「現今不論是建築與城市,人類與語言,都逐漸充斥著半透明的元素,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它的新鮮和可能性,而這概念的擴張造就了我們每一天的努力,或許我們之後的大半思惟也都寄託在其中。」──原研哉 本書特色\n 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物哀、幽玄、寂。不懂這三個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 \t無印良品的白、三宅一生的皺摺、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杉本博司的《海景》……日本建築、攝影、產品設計的原點,啟發當代設計者的美學哲思。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2jn45cjkgqch5w4blgqt9l6a3hgx5r.jpe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丁肇九\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3-2018112715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4-201811301500.png\n" {"id":"8663607","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id":"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735","normalized_crc32":"2994126597","source":"17","created_at":"1543500618","last_fetch_at":"1543585520","last_changed_at":"1543585520","error_count":"0"}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傳統上,嘗試理解左右大腦的過程,往往會被一些潛在的假設所主導。第一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皮質,亦即我們所稱的大腦半球。第二個假設是,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功能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上與生化層面上則完全相同。第三個假設是,這種差異性只體現在人類大腦上, 其他物種的左右大腦則在結構上、生化層面上以及功能上都是完全對稱的。\n 後來結果顯示,這三個假設模糊了真相,無助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而且最終也全數被證實為錯誤。因為如此,過去最屹立不搖的神經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信條被迫澈底改寫:過去認為,兩腦半球語言與非語言功能的差異,最能顯示兩腦半球的不同之處。\n 要瞭解這些誤解的緣由,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語言和兩個大腦半球的一些基本事實。我們早就知道左大腦半球比右大腦半球,掌管了更多語言相關功能,也因此左大腦半球又被稱為語言半球。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論點。我們會稱罹患中風、創傷性腦傷或是任何腦部損傷而致使左大腦半球受影響,因而有語言功能障礙的成人患者得了「失語症」,但如果這個人是右大腦半球受影響,我們不會這麼說。(等一下我們就會瞭解,就小孩而言狀況沒有分得這麼清楚,小孩的兩側大腦沒有明顯的功能區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專家們都難以瞭解小孩的大腦半球分別在哪些功能上較占優勢。)\n\n 進行神經外科手術時,若對左大腦半球顳葉進行電刺激,便會製造出有如說話一樣的幻覺體驗:患者會聽到自己的聲音講出充滿智慧的語句。思覺失調患者也多有幻聽症狀,聽到的多是完整的話語,而非只是無意義的聲音。這也許也反應了思覺失調患者的左腦受到的影響, 比右腦多上許多。左顳葉形成的癲癇,也會製造出類似幻聽的體驗(這也是為什麼顳葉所引發的癲癇,有時會被誤判為思覺失調症)。另外,朗讀困難也是孩童常見的語言發展障礙,根據統計,這樣的症狀在左撇子孩子身上,比右手慣用者身上更加常見。\n 這些孩子有時甚至是因為左腦在年幼時就受到傷害,導致後來慣用左手(這個現象有個相當不友善的名字,叫做「病態性左撇子」,為了要與遺傳而來的天生左撇子做區分)。失語症是左大腦失去功能所致,至於多語症(hyperphasia)這種會像鸚鵡一般連珠砲似地講話的病症,其患者則有左大腦比常人巨大的問題,而多語症是威廉氏症候群的常見症狀。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左腦主導語言功能的地位。不過在此我要再次強調, 這些證據都僅限於成人,只看這些面向的話會對人左右大腦半球的分工實況產生曲解,導致一些相當重要的面向被遮蔽。\n 相對於左腦,過去認為若右腦受到傷害,往往會影響到語言以外的各種心智能力,如面容失認症(prosopagnosia,又稱為臉盲症)或是無法感受音樂的旋律(又稱為失樂症amusia)。\n 是這些相關發現,形塑了之前對於左右大腦功能的基本假設。由於語言功能在人類社會極為重要,因此所謂的語言半球甚至直接被稱為優勢半球,意味著左腦的地位更為重要。而右腦被稱為第二優勢半球,意味著右大腦半球較次要的地位,其功能好像可有可無一樣。直到今日,神經外科醫師在進行左腦手術時,仍會比較戰戰兢兢;而在進行右腦手術時,則相對漫不經心。\n\n 請注意左右大腦在功能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在於一個接收聽覺資訊、一個接收視覺資訊,而是在於一個處理和語言(口說與書寫)相關的流程,另一個處理無關語言的流程(純聽覺與純視覺等)。\n 即使已如此簡化地去理解左右大腦,人們卻還又繼續簡化對於大腦的理解。漸漸地,左大腦半球被理解為語言半球,而右大腦半球變成視覺空間半球。至今,仍有許多研究大腦的科學家有這樣的認知,也恐怕有許多臨床人員、心理學家和治療腦部疾病的醫師存在著這樣的認知,畢竟最尖端的科學知識常要多年以後才能成為臨床上的規範。但這顯然是不對的。新的科學證據已經澈底挑戰這種主張,我們應該要用新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大腦的二元性。\n 接下來,我不在技術細節上鑽牛角尖,而是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在我們理解左右大腦差異的過程中,就像許多追尋真相的過程一般,清楚的思考與基本邏輯,往往比任何艱澀的技術知識來得更為重要。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所有針對語言和非語言的心智運作過程差異所做的比對,基本上只對能夠使用語言的物種有意義而已。狹義來說,我們人類是目前唯一建立完整語言體系的物種,因此語言和非語言的差異,僅對人類有意義。然而結果顯示,這個假說在理論和實際經驗層面都有極大問題,「語言—視覺空間大腦半球」優勢理論的喪鐘於是被敲響了。\n 的確,多年來人們主要是認為,左右半球具有優勢大腦的假設僅存在於人類。這樣的假設表面上看來符合邏輯,也看似很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同樣屹立不搖多年的假設,表面上看來就不太符合邏輯,多年來也不斷受到科學家的質疑。這個不可思議的假設就是: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和生化層面上有著幾乎鏡像的相似關係。因著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有所差異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假設不斷困擾科學家們。功能上有所差異,反應了兩大腦半球在「材質」層面勢必不同。而反觀這個假說最不可思議且反常識之處就在於:若左右大腦半球的結構完全對稱,又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功能呢?\n\n 因為總是憂心著這個問題,再受到威力強大的神經造影技術的鼓舞,許多頂尖的神經科學家紛紛著手研究,功能不甚相同的左右大腦在結構上有何不同。由於當初進行這些研究的原動力,是要解釋語言和左大腦的關係,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大腦的「語言區」上。早期許多專注於大腦皮質語言區的高精確度測量是由諾曼.格施尚溫德(Norman Geschwind,雖有爭議,但一般稱他為北美行為神經科學之父)和其同事所著手的。\n 不久,科學家就發現左右大腦在結構上的差異。有兩個腦區對於語言發展尤其重要:負責區別語音的顳平面(planum temporale)與對發出語音來說相當重要的額葉島蓋(frontal operculum)。以慣用右手的人為例,這兩個腦區在左大腦半球的體積,都較右大腦半球裡的大。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印證左大腦是語言的優勢半球呢?\n 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在類人猿的腦裡,位在左腦的這兩種大腦結構一樣比位在右腦的部分來得大,而一般不認為猿猴具備語言系統(僅管一九八○年代,有隻大猩猩可可經科學家訓練後, 會使用簡單的手語)。再者,古人類學告訴我們,根據對於顱內模的研究(在顱骨內側的各種凹痕印記),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開始就已經出現左右大腦半球不完全對稱的狀況。隨著繼續研究,有更多左右大腦半球間的不同之處被發現了,不管是在大腦形態學方面,或是大腦生化學方面。這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大腦特質,是人類所特有。與其說,左右大腦半球間的差異顯示了人類的特殊性,不如將人類與其他物種統合成一個群組。我們的大腦和其他物種有著共通的特質,這些物種包括靈長類,甚至非靈長類的哺乳類動物大鼠或小鼠等。\n 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開啟了科學家對人類或非人類大腦各種不同維度的觀察。這包含從宏觀角度觀察整個大腦(神經大體解剖學),也包括從微觀角度觀察分子層級的大腦。在神經大體解剖學的層級,這些差異包括:右大腦微微向前突出、左大腦稍微向後突起,這稱為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而左大腦半球的顳平面與額葉島蓋,都比右大腦半球的還要大。往微觀的尺度走,左右大腦半球的皮質厚度也有所差異(至少在男性身上,右邊較左邊更厚)。\n 在最微觀的層級(科學上稱為細胞結構學),會發現左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數量並不相同,右大腦半球的梭狀細胞顯然比左大腦半球多得多。從生化通路的角度看,左右大腦半球釋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量也有所不同,而這剛好是大腦中進行訊號傳遞的重要化學物質(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調節物質)。其中,左大腦半球的多巴胺通路較多,右大腦半球則去甲腎上腺素通路較多。最後,由分子層次來看會發現,左右大腦海馬迴裡分布的NMDA受器數量有些差異。NMDA 受器在記憶和學習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讓大腦中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鹽,能藉此調控神經元間的訊號傳遞。我們都已經瞭解到,對於記憶形成來說,海馬迴是大腦結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我們也該體認:人類海馬迴的這些許差異,跟其他哺乳類沒有太大不同。\n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可做為解釋的觀點,最後都成為了讓我們更加困惑的來源。想要翻轉這些爭論的話,如果你還是認為功能不同就該有不同的結構,那麼你也應該認為不同的結構意味著功能上的不同。但是,以黑猩猩或大猩猩來說(先不提大鼠或小鼠好了),功能上的差異,不能被理解為是具不具有語言系統的差異。雖然我們尊重其他哺乳類的心智能力,也知道牠們有多元且有時很複雜的溝通方式(隨便舉兩個例子,例如狼的嚎聲和鯨魚的歌唱等),但牠們的溝通方式都不是真正的「語言」!\n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去刻板地推翻對於動物語言的浪漫想像。科學家如果總結說, 其他物種左右大腦的差異,就反映在牠們具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上,那我想他們最好要堅持這個論點更久一點。最近由阿爾貝托.帕斯夸爾與其同事(Alberto Pascual)所做的研究就顯示,果蠅身上也有大腦的不對稱性!這樣的不對稱性讓牠們比起那些大腦具對稱性的果蠅更具優勢。雖然兩者都能形成短期記憶,但只有具備不對稱性大腦的果蠅,才能形成長期記憶。由此看來, 大腦的不對稱性比起語言的發展似乎更加基本,在系統發展上也更早上幾百萬年。除非︙︙你覺得果蠅間存在著自己的語言系統!\n 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新框架,將我們對於大腦二元性的思考做典範的轉移。尋找新典範總算正在進行中,且毫無意外地產生了大量的新發現。左大腦半球主導語言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將這事實用來解釋左右大腦半球的差異,則還是個問題。目前看來,左右大腦半球在語言功能上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其實是肇因於腦部更為基本且還未被發現的某些差異。這個未被發現的差異,也能同時在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觀察到。這究竟是什麼呢?\n 就像過去一樣,當正統科學迷失了方向,通俗的比喻就會進來填補空缺。因此,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比喻陸續浮現。左大腦半球被稱作「具序列運算力」;而右大腦半球被視為「具同步運算力」。左大腦半球號稱是「分析性的」;右大腦半球則被視為「全面性的」。但問題是, 這些比喻僅僅是比喻,只能被寫進詩歌,無法被納入科學裡。基本上,不可能真的用精確的實驗去測試他們,或是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去否證這些比喻。對於科學來說, 一個假說即使無法被證實可能為假,或是你純然對這假說有信念,甚至其靈活解釋的程度連德爾菲的神諭(Delphic oracle)都相形失色,也不能因此就說它是真的。於是,這些模稜兩可的比喻在大眾媒體中常嶄露頭角,卻很少出現在認真的科學期刊中。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n 新的典範:陌生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 我個人對大腦二元性的興趣僅集中在一個理論上,這理論與當時神經心理學界的主流大異其趣。它關注的是「新」與「舊」的差別。我認為,如果要理解左右大腦半球的不同,就必須要瞭解大腦處理資訊的動態流程,而非關注每一個靜態階段。我們的心智生活總是不斷在流動,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詞來說明的話,就是學習。這裡所謂的學習,絕非只是教室課堂裡的那種, 而是學會掌握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瞭解其中的各種意象。人通常不會一瞬間就能神奇地頓悟所有事、從全然無知到突然全知全能。學習通常需要一段過程。\n 我認為,左右大腦半球大體上扮演著不盡相同但彼此可以互補的角色,而且在面對全新與熟悉的事物上,兩者有著不一樣的做法。右大腦半球是創新半球、大膽半球,勇於探詢未知和未被記載過的事物。左大腦半球則是濃縮知識的庫存地、穩定的模式辨識器,這使得大腦能夠藉由過去熟悉的狀況和例行公事,有效率地處理各種事務。\n 我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創新與例行」這個想法,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在神經心理學領域初出茅廬的學生,跟亞歷山大.魯利亞在莫斯科的布爾堅科神經外科中心一起工作。\n 也就是在那裡,我才發現左腦受傷在成人身上的影響比在小孩身上來得嚴重很多。但反過來看,右腦受傷的小孩,情況往往比成人來的嚴重很多。我在想,如果這些觀察是真的,那麼這裡面暗示的事情可多了。這表示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將認知的控制權大幅地由右大腦半球轉移到左大腦半球,這樣的轉移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在進行。\n 這樣的觀察在當時僅僅是傳說中的臨床表徵,沒辦法撐起一個偉大的理論。顯然需要更系統化的證據,才能反駁或是支持這個理論。在科學領域,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常常會變成系統化研究的起點。但因為當時我正在計畫如何逃離蘇聯,並在我的新家紐約落腳,因此這計畫被擱置了好幾年。\n 至於為什麼右大腦半球善於處理創新事物,而左大腦半球適合儲存心智上常見的例行公事,顯然是因為它們的神經連結有著相當微妙的差異。根據當時剛收到的一些新例證來看,我認為在左右大腦半球存在著兩種差異相當微妙卻會造成重大變異的神經連結。\n 第一個差異點是,兩個大腦半球的表面,分布著不同類型的皮質層。右大腦半球看來比較喜歡多模整合皮質;而左大腦半球比較喜歡單模整合皮質。兩種皮質都會參與複雜的資訊處理,只是會以不同方式進行。單模整合皮質處理的資訊是由特定的感覺系統而來,像是視覺、聽覺或是觸覺,在皮質當中有不同的區塊,分別處理這些不同的感覺系統。單模整合皮質將我們身邊的世界拆解成不同意象。打個比方,想像一個三度空間的物體,分別被投射到X、Y、Z軸上,便會創造出三種不同的意象,這便是單模整合皮質處理輸入資訊的方式。換言之,多模整合皮質負責整合來自不同管道的感覺訊號,將各種景象合成並還原成原來的多媒體世界。\n 第二個差異點是,各種不同的皮質層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方式。左大腦半球看似比較喜歡幾個鄰近的皮質區域就近連結;而右大腦半球則更喜歡連結跨皮質區域。左大腦半球的連結方式比較像是一隊計程車;你搭乘它們從城鎮一端到另一端,但不會從一個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右大腦半球的連結則像是一隊飛機,你可以搭乘它們從這洲的一端,飛到另一端。梭狀細胞以這概念為背景的話,尤其有趣。你可以想想上一章節有提到,梭狀細胞專門承載資訊,橫跨相當遙遠的腦區。再加上這章節剛好又提到大腦半球的連結性,我們可推斷,比起左大腦半球,梭裝細胞在目前研究過的物種中,的確都是在右大腦半球更加盛行。\n 顯然,大多數「創新與例行」這想法的典範,幾乎都是應用在右撇子身上。大部分對於左右大腦半球分工的研究都是以右撇子為對象,因此科學家對於左撇子的大腦半球間相互連結的動態模式,仍然充滿猜測。對於左撇子或是沒有慣用手的人來說,所謂的優勢大腦半球較不明顯,其左右大腦半球的功能也比較相近。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在結構上也較為相似,雅科夫列夫扭矩(Yakovlevian torque)較不明顯或是甚至完全消失。\n 有六到七成的左撇子, 優勢大腦的狀況和右撇子一樣,因此可以說右大腦半球是掌管創新,左大腦半球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而且其認知分布有由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另有大約三到四成的左撇子,優勢大腦的分布趨近於右撇子的相反。要假定這些人是由左大腦掌管創新、右大腦掌管認知的例行公事,其實並不牽強。他們腦功能發生了由左大腦半球往右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而非右大腦半球往左大腦半球遷移的現象。不過,雖說左右大腦半球的動態遷移方向,會隨著時間、隨著慣用手的不同而改變,但「一個大腦半球掌管創新、另一個大腦半球掌管日常例行公事」的這個法則卻是確定的。\n 「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造就了許多極深遠的分支,而且它們也讓人們對於左右大腦半球的角色,完全脫離以往的認知。與過去賦予兩個腦半球固定角色的說法不同,「創新與例行」 假說,預測了左右大腦半球互動的狀況是會不斷改變的。今天覺得「新鮮」的話題,明天、一週或是一年後就會變得「熟悉」。每個狀況適用的模式是會被建立的,今天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絞盡腦汁去想對策,但日後碰到它時只要叫出可供辨識的模式就能解決了。「創新與例行」這假說還挑戰了另一個傳統學說:所有人類大腦的功能性結構大致相似。對一個人來說新奇的事物,對別人來說可能並不稀奇。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也暗示了個體間的大腦功能在比起以往所認為的有更高程度的差異。\n 我的點子可能根本上就錯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我對自己也是半信半疑,覺得這個理論完美到不太像是真的。但這理論的確符合波普爾所說的「可否證」條件(可否證是所有正統科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讓這個理論與當時較流行的其他理論做出區隔。從我的想法延伸出來的否證相當直接明確。如果沒有這個論證,我的理論將會像紙牌屋一樣倒下。任何形成新模式的流程—無論是陳述性的(學習一種概念)或是程序性的(學習怎麼解決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先抵達右大腦半球,之後才到左大腦半球。因此「心智重心」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位移,而且這樣的位移,一定是高度可預測、相當常見且單方向的(由右到左)。\n 另一個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是:習慣創新與習慣熟悉事物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對人類相當重要,對於任何具學習能力的生物都相當重要(這想法非常重要,讓我想起「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大腦不對稱現象」的說法)。動物的腦一樣會形成模式,讓牠們透過模式辨識找出在這世上生活的方式。我的鬥牛犬布里特就對一些熟悉的指令,會作出反應(像是坐下、過來、趴下和不可以),儘管牠是透過我的聲音學會的,但我辦公室裡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下這些指令。而且牠也知道, 無論是在公寓或是辦公室裡,牠都不能進入某些區域(像是廚房和浴室)。\n 布里特也學會了一個神秘的技能,那就是能夠分辨不同的大門警衛。在我們住的曼哈頓中城區,有許多門衛會帶餅乾給附近的狗吃。因此布里特已經學會,即使牠其實是第一次到這棟大樓的門口,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位門衛,牠也會直接蹲在門衛面前,露出非常期待的眼神,動也不動地等待牠的餅乾。牠只會對門衛做出這樣的反應。我想了一輩子都還想不透,牠怎麼有辦法從其他人之中分辨出誰是門衛,但牠的確做到了,這正好是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人類以外的一般物種也能自行學會辨識某些模式。\n 我以狗學習善意的模式辨識做為例子,是因為我觀察這種哺乳類已經好多年了。你一定也可以在其他物種上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畢竟牠們也能理解全新的事物與例行公事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同的意義。因此「創新與例行」這假說,至少能做為一個原則,去解開在哺乳類演化過程中,大腦為何具有二元性的謎團。雖然這聽起來像是試圖瞭解人性的一種自我追尋,但大腦的二元性如何適應演化的謎團,卻是演化神經科學中最基本也最棘手的挑戰。相較於其他基於語言與非語言間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半球理論,「創新與例行」這假說似乎讓我們離解答這個謎團更近,也更適合成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n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心智退化或失智症如何影響20世紀的英雄與梟雄?<\/a>\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a>》,八旗文化出版\n *透過以上連結<\/a>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a>。\n 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n 譯者:黃馨弘\n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n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n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n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n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n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n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n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n 目標讀者群\n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t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t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8\/11\/hv8mrs88pdci6ggskvut2q6jnalqyk.jpg?auto=compress&q=80&w=500\n責任編輯:翁世航\n 核稿編輯:潘柏翰\n\n https:\/\/election.thenewslens.com\/2018\/assets\/banner\/article-6-2-201811261750.png\n" {"id":"8663610","url":"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9004582-260407","normalized_id":"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9004582\/260407","normalized_crc32":"703902548","source":"2","created_at":"1543500717","last_fetch_at":"1543585522","last_changed_at":"1543508050","error_count":"0"} "「不容忍吳音寧被糟蹋」 朱學恒轟看不懂" "吳音寧挫ㄟ等! 新科藍營議員磨刀霍霍\r\n \r\n \r\n \r\n 吳音寧掰掰!藍委籲政院清查所有「吳音寧們」\r\n \r\n \r\n \r\n 傳去留成定局 北農噤聲、吳音寧不回應\r\n \r\n \r\n \r\n 階段性任務完成將下台?網友湧入吳音寧FB喊:留到2020\r\n \r\n \r\n \r\n 拒辭北農總座 張永成轟吳音寧沒風格" {"id":"8663615","url":"https:\/\/udn.com\/news\/story\/7328\/3509793","normalized_id":"udn.com\/news\/7328\/3509793","normalized_crc32":"3622347580","source":"8","created_at":"1543500727","last_fetch_at":"1543585619","last_changed_at":"1543504390","error_count":"0"} "全國溫泉養生論壇在礁溪 業者端上創意溫泉美食" "2018-11-29 22:07聯合報 記者戴永華<\/a>╱即時報導\n中華民國溫泉<\/a>觀光協會集結全國各區協會及溫泉業者在宜蘭舉辦全國論壇,討論溫泉養生與創意美食,主辦單位邀請飯店業者發表溫泉美食料理,各家主廚介紹溫泉蔬果搭配在地食材烹調的美味,包括桌菜與套餐等多元選擇,方便消費者挑選訂餐。\n為帶動溫泉區旅遊發展及提升服務品質,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在宜蘭礁溪冠翔世紀溫泉會館舉辦為期兩天「台灣溫泉養生論壇暨溫泉美食開發創意活動」,邀請北投紗帽山、陽明山、金山萬里、烏來、谷關、大坑等15個溫泉區協會及溫泉業者百餘人出席,會中請到雄獅旅遊集團總經理黃信川、觀光協會副理事長胡邱樑、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前主任馬場克樹、溫泉作家楊麗芳 Spa lady、員山力麗威斯汀酒店總經理唐明秋等人專題演講。\n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理事長李吉田表示,台灣溫泉品質優良,近幾年協會與觀光局積極的舉辦溫泉相關的論壇及推廣活動,目的是將溫泉品牌推向國際,遊客可以享受不同的泡湯文化及特色溫泉美食;礁溪鄉長林錫忠表示,溫泉業者已不能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必需聯手出擊,多方交流,才能打開更大的溫泉產業市場。\n主辦單位今天邀請礁溪老爺酒店、中冠礁溪飯店、築闊溫泉酒店、冠翔世紀溫泉會館、力麗威斯汀酒店發表新研發的創意美食料理,老爺酒店端上溫泉茭白筍燴絲瓜,冠翔世紀會館巧妙把溫泉蕃茄入菜,搭配在地食材櫻桃鴨、西魯肉等,讓人食指大動,力麗威斯汀酒店的羊腿泡了溫泉水低溫烘烤熟成,頗具創意。\n冠翔世紀溫泉會館總經理方翠華表示,溫泉可以泡湯養生,也有溫泉美食料理,想要品嘗的消費者可以事先與各溫泉飯店連繫訂餐。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18.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19.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20.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21.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22.jpg&x=0&y=0&sw=0&sh=0&exp=3600\n" {"id":"8663620","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9237.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9237","normalized_crc32":"1368283144","source":"4","created_at":"1543501208","last_fetch_at":"1543585658","last_changed_at":"1543504917","error_count":"0"} "周杰倫電影拍出人命! 工作人員「撞頭出血」搶救13天仍過世" "記者李湘文、洪文、林映妤/台北報導\n\r\n周杰倫監製賽車電影《叱咤風雲》,在16日拍攝下雨場景時發生意外,一名場務人員不小心滑倒、撞傷頭部昏迷,被緊急送醫救治,未料經過半個月,仍在今天(29日)凌晨不幸過世。\n\r\n\/\/cdn2.ettoday.net\/images\/3638\/d3638859.jpg\n\r\n▲《叱咤風雲》已殺青,卻傳出噩耗。(圖/記者徐斌慎攝)\n\r\n發生意外的是一名39歲的男性場務人員,16日上午因為拍攝下雨戲,跟著灑水車移動,卻不慎因為地面濕滑跌倒、撞到頭部,被發現時已經沒有意識。電影宣傳公司齊石負責人Tina事後表示,因為劇組備有救護車,發現出事後馬上把人送醫,「醫生說狀況穩定,但需要觀察2、3周」,誰知13天後仍發生憾事。\n\r\n\n\r\n \r\n對於工作人員意外過世一事,齊石傳播公關丘山29日回應:「今早5點左右確定過世,死因還有待醫生開立確切死亡證明,目前家屬、製片、製片人都已經下台中,協助家屬處理後事。」杰威爾則表示:「意外發生之後,杰倫一直都很關心,很不幸的遺憾是這個結果,他已經叮嚀劇組及畊宏要好好協助家屬處理後續的事宜,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跟他說。」\n\r\n\/\/cdn2.ettoday.net\/images\/3048\/d3048250.jpg\n\r\n▲《叱咤風雲》由周杰倫監製。(圖/記者李毓康攝)\n\r\n《叱咤風雲》花費上億元,以賽車為主題,周杰倫監製、昆凌擔任女主角,立志打造「亞洲玩命關頭」。起源是周杰倫拍完《頭文字D》後一直想拍續集,但自知跟電影「無緣」,便力挺新銳導演也是台灣冠軍車手陳奕先執導,電影目前已經殺青。\n" {"id":"8663622","url":"http:\/\/www.ettoday.net\/news\/20181129\/1318267.htm","normalized_id":"www.ettoday.net\/news\/1318267","normalized_crc32":"2487601960","source":"4","created_at":"1543501208","last_fetch_at":"1543585659","last_changed_at":"1543512193","error_count":"0"} "The Body Shop推「超療癒」聖誕禮盒,邀你復育動物棲息地" "\/\/cdn2.ettoday.net\/images\/3727\/d3727056.jpg\n\r\n▲聖誕新品發表會的場佈就像在一座魔幻森林。(圖/品牌提供,以下同)\n\r\n記者曾怡嘉 \/ 台北報導\n\r\nThe Body Shop始終相信,捍衛全球各地的大自然棲息地,不只對野生動物重要,對人類也是同等重要。2018推出的聖誕限量禮盒,靈感來自「魔幻森林」可愛野生動物們,邀請大家透過實際行動,為瀕臨絕種的動物們復育棲息地。\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7\/d3727053.jpg\n\r\n▲四小福果香沐浴原裝禮盒 售價680元。\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7\/d3727052.jpg\n\r\n▲經典果香護手霜原裝禮盒 售價680元。\n\r\n透過充滿活力與繽紛的包裝,帶您一起探索從Olivia the Owl到Bella the Bear隱身棲息的大自然。在各種價位的精美聖誕禮盒中,讓您找到最棒的驚喜、同時滿足不同的送禮需求,每一份聖誕佳禮,來自世界各地的社區公平交易,採用回收再利用的包裝材質,不做動物測試、100%素食者適用。\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7\/d3727054.jpg\n\r\n▲已瀕臨絕種動物為設計靈感,每款聖誕禮盒都別具巧思。\n\r\n\/\/cdn2.ettoday.net\/images\/3727\/d3727051.jpg\n\r\n▲魔法森林貓頭鷹原裝禮盒 售價3,980元。\n\r\n從護手霜、沐浴膠、潤膚乳、香氛到彩妝,採用大自然最令人愉悅的香氛和天然植萃成分,讓你不只淨化、更能平衡健康身心靈!不管是浸泡、淋浴、潔淨或滋潤肌膚,就像徜徉在大自然中,感受天然的驚喜與舒緩的魔力。\n\r\n今年聖誕節只要購買任一商品,品牌即捐£1.8便士,用於幫助保護和重建英國威河谷地及亞美尼亞南高加索地區超過1,000萬平方公尺的森林。\n\r\n►►看更多時尚資訊分享,快來下載星光雲App<\/a>\n" {"id":"8663628","url":"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28454","normalized_id":"new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628454","normalized_crc32":"889395276","source":"5","created_at":"1543501321","last_fetch_at":"1543586435","last_changed_at":"1543504994","error_count":"0"} "明天回暖晴朗!留意日夜溫差大 西部清晨下探16度" "http:\/\/img.ltn.com.tw\/Upload\/liveNews\/BigPic\/600_php0D3RS8.jpg\n明天(30日)東北季風減弱,雲量比今天更少,各地白天氣溫都會回升,但西部清晨最低溫下探16度,日夜溫差也會開始拉大,迎風面的東半部仍會下局部雨。(資料照)\n\n\n2018-11-29 22:06\n\n〔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明天(30日)東北季風減弱,雲量更少,使各地白天氣溫都會回升,但西部最低溫下探16度,日夜溫差也會開始拉大,而位在迎風面的東部還是會迎來些許的雨雲,部分地區仍會下局部雨,但大致上天氣型態與西部類似;而明天中部、雲嘉南、高屏空品區及金門的空氣品質為「橘色提醒」等級,民眾出門記得做好呼吸道的保護措施。\n據《中央氣象局》預報,明天雖然東北季風減弱,但西半部清晨在局部輻射冷卻的影響下,仍可能出現較低的氣溫,有些地方的氣溫甚至可能比今天清晨還低;而東半部地區也頗具涼意,不過,各地白天會開始逐漸回溫,整體感受上氣溫都滿舒服,不過西半部日夜溫差仍大,提醒民眾出門記得適當調整衣著,避免著涼;各地的水氣仍偏少,除了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偶爾會出現小範圍的降雨,各地大多可見陽光。\n另外,明天清晨時,中南部局部地區的能見度,可能受到輻射霧的影響而較差,提醒用路人出門時多加留意。\n溫度方面,明天(30日)各地的日夜溫差都頗大,西半部的低溫大多落在16至20度之間,高溫則在26至29度間;而東半部因雲量稍多,低溫在18、19度,而高溫則在24至26度。\n紫外線方面,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嘉義縣、嘉義市、宜蘭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與連江縣等18個縣市的紫外線指數僅中量級;而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與台東縣等4個縣市達高量級。\n氣象局提醒,民眾出門在外記得做好防曬準備,並盡量待在陰涼處。\n空氣品質方面,明天東北季風減弱,風場逐漸轉為偏東風,花東、宜蘭空品區為「良好」等級;北部、竹苗空品區、馬祖及澎湖為「普通」等級;中部以南的空品區因位於下風處,導致風速偏弱而擴散條件稍差,中部、雲嘉南、高屏空品區及金門為「橘色提醒」等級。\n\n\t\thttp:\/\/img.ltn.com.tw\/Upload\/liveNews\/BigPic\/600_phpLH5T8B.jpg<\/a>\n\t\t溫度方面,明天(30日)各地的日夜溫差都頗大,西半部的低溫大多落在16至20度之間,高溫則在26至29度間;而東半部因雲量稍多約,低溫在18、19度,而高溫則在24至26度。(圖擷取自中央氣象局)\n\n\t\n\t\n\t\thttp:\/\/img.ltn.com.tw\/Upload\/liveNews\/BigPic\/600_phpvyMsCJ.jpg<\/a>\n\t\t紫外線方面,各地有18個縣市的紫外線指數僅中量級;另外有4個縣市達高量級。(圖擷取自中央氣象局)\n\n\t\n\t\n\t\thttp:\/\/img.ltn.com.tw\/Upload\/liveNews\/BigPic\/600_phpsupTsD.jpg<\/a>\n\t\t空氣品質方面,明天(30日)花東、宜蘭空品區為「良好」等級;北部、竹苗空品區、馬祖及澎湖為「普通」等級;中部、雲嘉南、高屏空品區及金門為「橘色提醒」等級。(圖擷取自中央氣象局)\n\n\t\n\n還想看更多新聞嗎?歡迎下載自由時報APP,現在看新聞還能抽獎,共7萬個中獎機會等著你:\n\niOS載點 https:\/\/goo.gl\/Gc70RZ<\/a>\n\nAndroid載點 https:\/\/goo.gl\/VJf3lv<\/a>\n\n活動辦法: http:\/\/draw.ltn.com.tw\/slot_v8\/<\/a>" {"id":"8663629","url":"https:\/\/udn.com\/news\/story\/7002\/3509810","normalized_id":"udn.com\/news\/7002\/3509810","normalized_crc32":"2237465361","source":"8","created_at":"1543501358","last_fetch_at":"1543587406","last_changed_at":"1543542281","error_count":"0"} "SBL/衛冕軍麻煩了! 璞園5戰吞4敗" "2018-11-29 22:13聯合報 記者曾思儒<\/a>╱即時報導\n上季摘下隊史第5座SBL金盃,璞園<\/a>隊今年的連霸路卻起步不順,今天以68:81不敵台銀隊,第16季SBL前5戰只拿1勝,戰績在7隊排倒數第2,僅優於4戰還沒開胡的達欣隊。\n首節璞園還以18:17領先,但台銀第二節開出23:10強攻,差距一度擴大到兩位數,但璞園後衛吳家駿節末連飆2記外線,其中壓哨破網的三分球更助隊將差距縮小到36:41。\n璞園易籃馬上回敬9:3攻勢反超,台銀先追平,5分35秒洋將伍茲外線破網,台銀再取得50:47領先,璞園洋將瓊斯和麥克雖聯手追分,但龍弘元和張博勝再為台銀追加三分球,助隊三節打完取得63:54領先。\n台銀洋將史密斯第四節開始的補籃得手,助隊將差距再擴大到兩位數,璞園雖有陳堅恩<\/a>抄截快攻和切入連追4分,但3分25秒陳堅恩卻也遭吹違反運動道德犯規,讓今年選秀「狀元」陳昱瑞站上罰球線,台銀領先再達兩位數;最後2分鐘,璞園仍沒能追上差距,最終台銀就以13分差距收下第2勝。\n台銀洋將伍茲攻下本戰最高25分,史密斯和張博勝也各贊助18分和14分,璞園以洋將瓊斯22分最高,麥克及陳堅恩12分。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2.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3.jpg&x=0&y=0&sw=0&sh=0&exp=3600\n" {"id":"8663629","url":"https:\/\/udn.com\/news\/story\/7002\/3509810","normalized_id":"udn.com\/news\/7002\/3509810","normalized_crc32":"2237465361","source":"8","created_at":"1543501358","last_fetch_at":"1543587406","last_changed_at":"1543542281","error_count":"0"} "SBL/衛冕軍麻煩了! 璞園5戰吞4敗" "2018-11-29 22:13聯合報 記者曾思儒<\/a>╱即時報導\n上季摘下隊史第5座SBL金盃,璞園<\/a>隊今年的連霸路卻起步不順,今天以68:81不敵台銀隊,第16季SBL前5戰只拿1勝,戰績在7隊排倒數第2,僅優於4戰還沒開胡的達欣隊。\n首節璞園還以18:17領先,但台銀第二節開出23:10強攻,差距一度擴大到兩位數,但璞園後衛吳家駿節末連飆2記外線,其中壓哨破網的三分球更助隊將差距縮小到36:41。\n璞園易籃馬上回敬9:3攻勢反超,台銀先追平,5分35秒洋將伍茲外線破網,台銀再取得50:47領先,璞園洋將瓊斯和麥克雖聯手追分,但龍弘元和張博勝再為台銀追加三分球,助隊三節打完取得63:54領先。\n台銀洋將史密斯第四節開始的補籃得手,助隊將差距再擴大到兩位數,璞園雖有陳堅恩<\/a>抄截快攻和切入連追4分,但3分25秒陳堅恩卻也遭吹違反運動道德犯規,讓今年選秀「狀元」陳昱瑞站上罰球線,台銀領先再達兩位數;最後2分鐘,璞園仍沒能追上差距,最終台銀就以13分差距收下第2勝。\n台銀洋將伍茲攻下本戰最高25分,史密斯和張博勝也各贊助18分和14分,璞園以洋將瓊斯22分最高,麥克及陳堅恩12分。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2.jpg&x=0&y=0&sw=0&sh=0&exp=3600\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3.jpg&x=0&y=0&sw=0&sh=0&exp=3600\n【中央社台北29日電】\n歷經前一役慘敗44分,台灣銀行今天找回準心,靠著洋將伍茲(RashadWoods)轟下最高的25分,率隊81比68擊敗衛冕軍桃園璞園建築,並逼得對手吞下3連敗。\n台銀上週出戰台灣啤酒,當時以59比103慘敗,這也寫下本季最大輸分,沒想到相隔一週,卻谷底反彈,逼得上季總冠軍璞園吞下敗仗,總教練韋陳明坦言:「我們的穩定性還是不足,我希望不要今天贏球,明天就輸球。」\n台銀老將張博勝攻下本土最高的14分,他坦言能夠贏球當然開心,也很高興隊友們沒因上一場大敗,導致信心全垮。\n璞園本季陷入低潮,開季前5戰寫下1勝4負,總教練麥班達賽後更是火大,「我們現在就是一支爛隊,還有什麼好說的」。\n前3節打完,璞園以54比63落後,第4節麥班達卻以純本土陣容應戰追分,直到最後4分11秒才把洋將瓊斯(Emanuel Jones)派上場,他強調:「純本土打得比較積極,雖然暫時有效,但最後還是輸球。」\n對於璞園追分用純本土應戰,張博勝坦言,當下他的確有點意外,「一般來說用純本土,要不就是大幅領先,要不然就是大幅落後,在戰況這麼膠著的時候,璞園這樣的調度的確讓人意外」。\n張博勝透露,當下他們沒有改變攻擊策略,一樣照著原本節奏打,也沒刻意把球塞給禁區大洋將史密斯(Greg Smith)硬打,「如果我們把球權集中讓洋將主導,對方自然會採取包夾,另一方面,對方少了洋將,我們切入也會更簡單」。\n" {"id":"8663629","url":"https:\/\/udn.com\/news\/story\/7002\/3509810","normalized_id":"udn.com\/news\/7002\/3509810","normalized_crc32":"2237465361","source":"8","created_at":"1543501358","last_fetch_at":"1543587406","last_changed_at":"1543542281","error_count":"0"} "SBL/衛冕軍麻煩了!璞園5戰吞4敗" "2018-11-29 22:13聯合報 記者曾思儒<\/a>╱即時報導\n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11\/29\/realtime\/5598742.jpg&x=0&y=0&sw=0&sh=0&sl=W&fw=350&exp=3600\n上季摘下隊史第5座SBL金盃,璞園<\/a>隊今年的連霸路卻起步不順,今天以68:81不敵台銀隊,第16季SBL前5戰只拿1勝,戰績在7隊排倒數第2,僅優於4戰還沒開胡的達欣隊。\n首節璞園還以18:17領先,但台銀第二節開出23:10強攻,差距一度擴大到兩位數,但璞園後衛吳家駿節末連飆2記外線,其中壓哨破網的三分球更助隊將差距縮小到36:41。\n璞園易籃馬上回敬9:3攻勢反超,台銀先追平,5分35秒洋將伍茲外線破網,台銀再取得50:47領先,璞園洋將瓊斯和麥克雖聯手追分,但龍弘元和張博勝再為台銀追加三分球,助隊三節打完取得63:54領先。\n台銀洋將史密斯第四節開始的補籃得手,助隊將差距再擴大到兩位數,璞園雖有陳堅恩<\/a>抄截快攻和切入連追4分,但3分25秒陳堅恩卻也遭吹違反運動道德犯規,讓今年選秀「狀元」陳昱瑞站上罰球線,台銀領先再達兩位數;最後2分鐘,璞園仍沒能追上差距,最終台銀就以13分差距收下第2勝。\n台銀洋將伍茲攻下本戰最高25分,史密斯和張博勝也各贊助18分和14分,璞園以洋將瓊斯22分最高,麥克及陳堅恩12分。\n" {"id":"8663447","url":"https:\/\/news.ftv.com.tw\/news\/detail\/2018B29A06M1","normalized_id":"news.ftv.com.tw\/2018B29A06M1","normalized_crc32":"2381442956","source":"14","created_at":"1543496464","last_fetch_at":"1543581688","last_changed_at":"1543581688","error_count":"0"} "99歲修女一生守護籃球隊 獲贈NCAA四強戒" "

羅耀拉大學芝加哥分校男籃隊,隊名漫步者,身高僅150公分的金恩修女,每一場比賽之前,坐在輪椅上帶領一群巨漢,為自己以及對手祈禱,她是球隊的守護神,也是頭號球迷。<\/p>

<\/figure>

漫步者上一季成為大黑馬,33年來首度打進NCAA男籃最後四強,雖然輸球無緣決賽,但已經讓金恩修女聲名大噪,今年漫步者要捲土重來,在和內華達大學比賽之前,特別送給她一個四強賽戒指。<\/p>

今年8月滿99歲的金恩修女,雖然坐著輪椅,但精神和活力相當好,很難想像除了是神職人員之外,還做球探的工作,收集資料紀錄等等。事實上,金恩修女看過的球賽,比球隊裡任何人都還要多,學校甚至還販賣她的T恤和搖頭娃娃,可見金恩修女在當地有多受歡迎。<\/p>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p>

延伸閱讀<\/div>